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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與意義─六朝器物詩賦研究

為了解決震旦家具台中的問題，作者張鏽樺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以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提出之「模件化」為間架，藉助孫機、揚之水、巫鴻等先生的物質研究成果，對器物書寫的淵源／流變、動因／成果、本質／價值提出新的解釋。先秦為器物書寫模式的初始型、原始型，關鍵作品荀子〈箴賦〉所採取的謎語形式直接導致了「構件」(器物特徵)的出現。漢代是器物書寫的成型期，不僅是王褒等賦家具體地展示了由材料至道德意涵的架構，此時不少器銘儼然像是微型的器賦，不少器賦則是像是放大版的器銘，意謂著模式化的廣泛影響。魏晉是器物書寫的換型期，此時最重要的改變是將「功能」置移於「材料」之前，這種立基於現實的創作背景，有意去聖、崇尚簡樸的器物需求表態，應可視為傳統文

學史以為魏晉賦作流於形式流於表面的一種反響。南朝是器物書寫的轉型期，受到文學內部(由賦到詩)與外部(集團式的文學創作活動)影響，前代的幾個構件在五言八句的詩作中共同往「整體」融匯，與其說是寫一個物，毋寧說是在「光」與「風」的捕捉看見一個「景」。草木無情，人有所感，東漢末年以降的推移之悲既普遍反應於六朝詩文，則器物書寫也必然存此底蘊。通過對器物的留連，魏晉器物賦觸及了一種「懸置時間」的感受可能，而南朝器物詩對「片刻」的強調，也不妨視為「瞬間」形式的創造——以從「線性」和「循環」的時態中暫時解脫。本文最末涉及畫屏風、畫扇和塑像贊。在題面上，這些作品都依賴器體，但在實際內容中，作者都略去了器體的物質

性。依違於器體的有無，是詠器物題材的擴張；而依違於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畫．像」一類的詩賦可以說是「非典型」。弔詭的是，就是因為「非典型」，使得「歌詠」完全發揮了它的作用——我們之所以讀庾信〈詠畫屏風二十五首〉而覺得興味盎然，不是因為「屏風」，而是因為文學、因為文字。在這樣一個轉型的時期裡，這類作品是不可忽視的里程碑。緣是，模式化促進了書寫，而非妨礙了書寫；人們用物質生活驗證了這一點，從而憑藉著模式化的認識理型，發掘了更多日常器物的不凡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