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血紅的土地：中共土改採訪錄

為了解決辛灝年的問題，作者譚松 這樣論述：

　　1921年，一個幽靈——一個外來的幽靈——悄然降臨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九十多年前，沒有人預計到，弱小的它含蓄著一種中國五千年之未有的巨大能量——一種高超地利用、駕馭、強暴土地和人民的巨大能量。 　　幾十年後，它成功了，它君臨天下，成了這塊土地的唯一地主和絕對主宰。 　　只是——不到一百年，從打出一個「新中國」的土地革命，到「一舉改變兩千年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再到賣地、「強拆」的土地財政，一波又一波血雨腥風，使這塊古老的土地，浸透了華夏五千年未有之血紅。 　　1950年底到1952年底，川東和中國的其他地區均展開了土地改革運動。中國的農村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地主和富農遭到了殺害、嚴刑等處置。中國官方認為土改是中共建政之初的功績，而除了官方敘述外，極少有學者觸碰這段歷史。 　　多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頭腦去想過地主究竟是怎麼一個群體，更沒有想過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任由歷史的真相、殷紅的鮮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統治者層層疊疊的謊言、標語、口號和文學家、藝術家們編造的各類作品中。 　　2003年，譚松因為前一本書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還在「取保候審」期間，開始對川東地區（原四川東部、今大重慶地區）的土改歷史展開了調查研究，耗費了14年的時間，採訪了大量的土改親歷者，認為官方的敘述是「洗腦」。最終寫下近40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

地》，記錄了川東土改時發生的歷史。 　　自2001年起，譚松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展開了長壽湖右派的調查，完成了50萬字的《長壽湖：一九五七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2002年7月2日，他還未完成便遭到了當局「收集社會黑暗面」的指控。隨後他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並關押了32天。此後他還被取保候審了一年。直到2011年，《長壽湖》才在美國出版。 　　《血紅的土地》觸犯到了官方，和《長壽湖》一樣沒能在中國國內出版。 　　譚松原任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因調查土改、反右、劉文彩莊園、抗戰、汶川地震的真相，並在課堂上講述八九六四；2017年6月21日，發表文章〈讀了「從《軟埋》歷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

革命歷史觀」之後〉，為正遭受左派圍剿、獲第三屆路遙文學獎作者方方的小說《軟埋》辯護，認為小說中談及的土改情況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終於在中共召開十九大前遭開除。對此，2017年9月29日《紐約時報中文網》有詳盡的報導。 　　他2017年被迫離開中國，流亡海外，目前旅居美國洛杉磯。 　　《血紅的土地》證實了中國農民的命運，在中共誕生的那一刻起，已經被註定了。 　　中共為了自己穩坐天下，據一切財富、資源於自己一身，不惜冤殺數百萬生靈，迫害數千萬他們的子孫，並且至今還讓他們背負著「殘酷剝削壓迫農民」的罪名，與此同時，它自己打扮成「解放」眾生的救世主。它一方面編造地主剝削壓迫的理論、編造劉文彩《

收租院》之類的罪惡，一方面實施剝削壓迫的統治，在謊言的欺騙和暴政的淫威下進行瘋狂的掠奪，這，就是中共統治幾十年的歷史真相…… 　　譚松走訪了12個縣市，訪問了400多個土改親歷者，最後完成這一部土改專訪錄。他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他說，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 　　他曾經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寫道：「遺忘，讓被扼殺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種比肉體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對地主的苦難，豈只是生命的虐殺和虐殺之後的遺忘！ 　　地富們在付出了財產和生命之後，還要背負著「罪該萬死」的罵名，被貼上「遺臭萬年」的標記，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

最大的不幸。人世間的大不公，莫過於此！就是那一刻，他決定不顧一切進行採訪。說「不顧一切」是因為當時還處在「取保候審」的「服刑期」。 　　耗費14年 的時間，採訪了大量的土改親歷者，遠非官方的「洗腦」式敘述，譚松最終寫下近４０萬字的口述史書稿《血紅的土地》，記錄了川東土改時發生的歷史……聞所未聞的一些現象、一些場景，一些即將被歲月淹沒的個體不幸與歷史真相…… 　　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譚松說，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中國現在對土改真相的研究還是禁區中的禁區，但一定要有人來做！ 　　多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頭腦去想過地主究竟是怎麼一

個群體，更沒有想過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任由歷史的真相、殷紅的鮮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統治者層層疊疊的謊言、標語、口號和文學家、藝術家們編造的各類作品中。 　　當年的「土地改革」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最野蠻、最殘酷、最血腥、甚至最下流的土匪搶劫。在這個搶劫過程中，有大規模的殺人；有暗地的強姦；有公開的輪姦；更有千奇百怪的種種酷刑。 　　在這些聞所未聞、難以想像的酷刑面前…….譚松是怎麼去做這部採訪錄的呢？ 　　希望這部採訪錄，既為人們展示當年那真實的一幕，也為有關專家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關資料。 好評推薦 　　「這本書正是在感性認知和理性認識的高度結合中，還原了土改血

史和認識了土改血史，並因感性和理性二者兼備而達到了很高的『審美』境界。雖然，這一由鮮血凝結而成的『美』（指認識的真切深刻而言），卻蘊藏著歷史所絕不該有的那一幕幕曠古悲劇。」──辛灝年（作家、學者） 　　「如果要說這本調查採訪實錄同方方的小說《軟埋》有什麼不同的話（不是指文學形式），那就是，川東土改真實的慘烈程度，百倍於小說！」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9-29

辛灝年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蔣中正的基督信仰與抗日戰爭

為了解決辛灝年的問題，作者陳志翔 這樣論述：

自蔣中正為了迎取宋美齡，而答應岳母改信基督教後，基督信仰就開始越來越深入蔣中正的生活，進而影響其處事的想法。蔣中正身為一名軍人，也是當時中國的領導人，蔣中正的思想與精神戰力，是值得深入關注的。基督信仰對於蔣中正而言更是值得探討的重要一環，尤其在戰爭的危難時刻。 1937年抗日戰爭正式爆發，日軍的優勢裝備與武器，使國軍戰況危急。在長達八年的戰爭期間，無數的大小戰役與戰略因素，一直困擾著蔣中正。本文將抗日戰爭分為三個時期，第一為戰略守勢時期；第二為對峙獨立作戰時期；第三為太平洋戰爭時期。本文將以這三個戰爭中的艱困時期，來探討蔣中正與基督信仰的關係，緊扣戰爭與外交進程與基督信仰之主題，將「軍

人與信仰」之特殊性與重要性就凸顯出來。

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辛灝年講演錄

為了解決辛灝年的問題，作者辛灝年 這樣論述：

　　收錄辛灝年先生50多場「誰是新中國」巡迴演講精華集結成冊，分成五個篇章分別談抗戰、恢復中華民族精神、孫中山與共產黨分野等，都是兩岸華人共同關注的尖銳問題。抗戰勝利已經70年的今天，許多中國大陸人仍困惑於「抗戰究竟是誰打的？誰領導的？誰才是抗日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這樣一些重大歷史問題。辛先生在講演中用詳盡的史料論述了這段驚濤悲壯的真實歷史。 　　近代史的風雲人物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以及兩大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功過，在以《誰是新中國》為基石的演講錄中，辛先生還原了歷史真相，其中蔣介石先生一生的三大功績：北伐統一中國、領導抗日救民族於危亡、保留中華傳統文明於臺灣，都是掩蓋不了的歷史真相

。 　　臺灣在面對中共的統戰和恐嚇，應如何應對？辛先生在書中論斷：中共不敢打臺灣，「根本道理說白了就是三個字，不敢打。再說得詳細一點，那就是三句話，共產黨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精闢切中了中共當下貌似強大實則虛偽外衣下的內憂外困之死局。 本書特色 　　20世紀創建了兩個中國：一個是創建於1911年承傳中華文化、推倒滿清、創建共和的「中華民國」，一個是1949年外來馬列，趕走民國、篡政奪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誰才是「新中國」？ 　　是到正本清源的時候了！正如辛灝年先生在本書中所講：我同樣知道，你們又都是真正的「中華兒女」，不再是「馬列子孫」，就是將來老了，也絕不會

再說「要向馬克思去報到」，所以，我才特別希望，能夠與你們一起來探討我們祖國這一部紛繁駁雜、迷霧重重的現代歷史，一起來探討我們人民艱難困頓的過去。因為，誠如19世紀俄國思想家赫爾岑所言：「向後看，就是為了向前進」。因為，「若要邁向正確的未來，必需先有一個正確的史觀」。 　　在逐漸破除中共專制強權桎梏和中共御用吹鼓手的謊言禁錮下，中國大陸興起的民間歷史反思潮流，開啟了對中國近代史的民間撥亂反正風潮；在此大背景下，肩負還原歷史真相使命和傳承子孫後代責任的學者，一方面展現勇氣和良心正義，同時正在書寫這段近代中國的悲壯歷史。 作者簡介 辛灝年 　　原名高爾品，1947年11月生於南京一書香門第，

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35歲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91年被評為中國一級作家。1989年天安門六四事件大屠殺後，曾在安徽合肥市7次領隊上街遊行，抗議中共的武力鎮壓行動，並辭去了所有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1994年3月前往加拿大做訪問學者。1995年夏，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擔任訪問學者，一直在美國居住至今。 　　被譽為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辛灝年先生的演講魅力令人震懾，正本清源的雄辯才能，令人心服口服，每一場演說都在聽眾心中深深留跡。其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出版後，在全球華人間引起廣大的關注與迴響。2014年在台灣出版首本著作《最後的侮辱》。

尋找新共和： 「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之論述及探索

為了解決辛灝年的問題，作者林家興 這樣論述：

十九世紀末期以後，西方共和主義與民主制度的思想逐漸傳入中國，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中國從此正式進入共和時代，也被稱為「中華民國第一共和」。然而自從1949年兩岸分治、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原本統治全中國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狀態及其憲政體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由於國際局勢的變遷，加上台灣內部的「本土化」政治思潮及爭取民主的「黨外」運動興起，中華民國在對內的憲政層次與對外的國際法層次上都創造了一個極其獨特的國家／政治實體的例子，此例的性質不僅是法律的，而且更具政治性。在1980年代末期一連串的政治工程開啟了中華民國的「台灣化」以及

「民主化」。1990年代的多次修憲並制定〈憲法增修條文〉，將原本涵蓋全中國的《中華民國憲法》及其憲政體制逐漸調整為適合一個以台澎金馬為主體的政權。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則以「脫內戰化」及「中華民國台灣化」來概括這些政治工程，並在修憲完成後，台灣政權已經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與中國大陸的民意已經無關，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經進入「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然而，使用「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論述相當多，使用方式與背景脈絡也各有不同。本文通過回顧各方對於「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概念與論述的來源，著重分析與歸納「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概念與用途。它還試圖釐清世界各國的「共和分期」方式與進程，並分析一系列歷史事件與憲政理論之

間的相互作用如何影響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與「政治共同體」發展。本文認為，不僅「中華民國第一共和」的法統至今仍然存在，〈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草案〉也已經錯過了它最好的政治時機，從而無法再次創造我國憲政體制的「憲法時刻」。然而，「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概念與政策框架仍然對高度分歧的台灣社會與朝野政黨有參考價值，「尋找新共和」可能會是使中華民國與台灣重新凝聚和解，也使海峽兩岸找到合一政治秩序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