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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資本制概念的檢驗-以資本維持原則為中心

為了解決l型書桌宜得利的問題，作者施建州 這樣論述：

於資合公司中，組織體系與財務結構向來為各國公司法規制的主軸，其中關於組織體系的議題，即公司治理問題，邇來已成為學界及實務就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修正的核心地帶，相關研討及學術專論極為興盛，殊值重視。然而相對於此，關於公司法上財務結構之規制問題，相較於上開議題，相關研討則顯得相對薄弱。窺其原由，主要是涉及公司資產之不正常負面減損，例如確保及維持公司財務結構之資金流入與資金流出並不符合相當性之基本要求，導致公司本身、債權人、員工及股東之權利遭受損害者，泰半係由於公司負責人即董事所為關係人交易或其他違反忠實義務之行為所生，是以理論上如能由程序監控強化之觀點，亦即由強化公司治理的角度，加強對於董事進行違

法行為的事前管控，理論上即得利用此預防性措施，防制此類行為發生之可能性，並得有效抑制司法活動對於是類交易行為進行事後性的實體審查。換言之，有關公司財務結構所生外部性損害問題，本質上係屬司法實體審查事項，基於司法活動不宜直接介入與取代市場商業專業實體判斷的前提，如公司法及其特別法或行政法規能發展出效力強大的內部管控規範，亦即透過內部程序的嚴格遵守與操作，自然能相對預防並抑制此類問題發生之機率，並得紓解司法機關對於此類問題進行審查時專業性不足的問題。 但令人好奇的是，以上有關公司治理理念的發展，是否即得真正杜絕關係人交易、違法利益輸送或掏空資產於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上發生之可能性？答案並不是非

常樂觀，相關案例於美國及我國還是如雨後春筍般持續發生之中 。對此，本文並不是直接要質疑公司治理活動的事前性預防功效是否不彰，而是要問，如果公司治理活動所持守的第一線程序預防機能不能發揮作用時，則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現有對於財務結構的實體規範，是不是得以對於此類問題產生第二線的規制作用？又，如果此些涉及財務結構的實體規範並未或不能發揮其保障效果時，理論上又應如何修正，始能真正達到其規制功能？是以本文乃嘗試由公司資本結構與財務面向切入，企圖由實體面向觀察我國公司法之相關規範之核心意涵，並希能以實體公平性之規範原則檢驗各種資產流入與流出所生對於公司資本及財務結構之影響。就中公司法的資本制度取捨，是本文

研究的主要核心。 我國現有公司法之資本體系與財務結構，係直接根源於日本商法，而間接沿襲自德國一八八二年普通商法典（Allgemeine Deutsche Handelsgesetzbuch，ADHGB）、一八九二年有限公司法（Gesetz betreffend 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GmbHG）及一九三七年股份法（Aktiengesetz，AktG）所發展而來的法定資本制，德國學界認為此制度係建構於自有資本與外部資本嚴格區分 的「審慎會計原則」（Prinzip vosichtiger Bilanzierung）基礎之上 ；至於我國學界

習用所謂資本三原則，即資本確實原則（民國五十五年之後於股份有限公司即修正為折衷式之授權資本制，民國九十四年後則改採授權資本制）、資本維持原則與資本不變原則，則是直接仿自日本學界的通說見解，並以此三大原則用作保護資合公司債權人及股東的基本概念。惟自一九九一年後，學者之研究漸次質疑此三大原則的規範方式及其效果是否與上開公司法之立法目的一致 ；此外，此三大原則係根源於交易活動封閉且較不開放的十九世紀德國社會，甚至於誠如德國學者Karsten Schmidt所言：「德國有限公司法係立法者於書桌上討論所架構的藝術創作（Kunstschöpfung） 。」於今日資本市場日漸擴大，公司跨國性併購活動盛行，各

式金融商品日趨多元化，會計處理方式日新月異 ，傳統法定資本制所表彰的剛性法則是否足以因應新世紀公司法所取向的彈性需求，實頗耐人尋味。對此，本文於研究初始即一直非常好奇，我國與日本所習用的資本三原則是否與法定資本制的制度起源即德國法的規範方式一致？而在設定以此為研究議題之後，即廣為蒐集及研讀德國公司法制之相關文獻，於論文實際撰擬過程中，漸次得知德國的法定資本制結構，與我國學者傳統以來所認知的資本三原則，雖不至於完全不同，但是差異性不可謂之不大，而其中的某些規範論點，正可有效解決國內學者對於法定資本原則規範之質疑，是以乃企圖耗費較大篇幅介紹並討論這片在國內鮮少有人碰觸的荒地，希引以為未來學界、實務

甚至立法之參考。 再者，衡諸目前世界各國所採用之公司法制，大抵可以區分為美國與歐盟兩大系統，此二者於公司財務架構及其責任歸屬之規範方式，有極大的區別。以美國而論，其於一九八○年代之後，各州州法及模範公司法（MBCA）均漸次取消法定資本制，改採以授權資本制結構下的主體責任規範 後，即與德國現行法及歐盟公司法第二號有關公司資本之指令 取向於客體責任的法定資本制結構背道而馳。例如債權人與股東就資本取償之規範以論，德國及歐盟就法定資本制的規範態度，係本於法律所強制要求的債權人優先原則與債權平等原則 ，是以就此二者之利益衝突問題，該制度係一面倒的傾向保護外部債權人，換言之，外部交易安全秩序重於內部

股東權益的保護；但就美國法以言，此種透過法律強制性所架設的剛性規範，理論上並不如債權人利用個別契約所約制的彈性 ，甚至於有可能形成資產分派的無效率 ；是以美國公司法於規範方法上，並不一定百分之百傾向於保護債權人，而是相反的，傾向於就財務規範給予最大範圍的彈性，藉以極大化股東的個人財富，從而這也就是何以於美國法上，債權人必須透過個別契約以免於其不受股東投機行為之影響的主要理由 。這樣的認知差異除當然深刻影響兩大立法例對於違法資產進出行為法律效果的評價與訴訟救濟模式（例如就經營判斷原則、股東代位訴訟等制度之援用與否等）之外，本文於研究過程中發現，其最令人煩惱者，在於兩大立法例對於公司法上「特殊事件

」（例如現物出資不足、利益輸送與違法分派、公司於破產清算或重整後，股東對於公司進行貸款等問題）的規範方法，即便是事件性質完全相同，但均本於其各自的法體系認知而設計不同的制度予以處理，這樣的歧異性對於繼受法性質濃厚的我國法，處理模式究竟該何去何從，乃成為本文所欲處理的第二問題。 而就在國際清算銀行（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巴塞爾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The 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發布新版巴塞爾協定（Basle II）要求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應強化其資本計提之後，有關自有資本適

足性之要求與風險管理之關係，邇來於國內財經學界及實務受到極為廣泛的討論 ，從而法定資本制與非法定資本制結構的體系辯證於此已油然而生，此為當前我國公司法制所不能不面對的問題。本文的主要目的，並非高揭德國及歐盟旗幟，表示傳統以來繼受法定資本制的我國法應持續堅守本位，而無須對應於非法定資本制的體系架構；毋寧是企圖介紹、整編並比較此二法例對於公司特殊財務問題的規範設計異同，以此提供國內學界一個不同的比較法學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