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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新版）
為了解決良心鐵鍋評價 的問題，作者廖亦武 這樣論述：
即使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這一頁，仍無法翻過去。 歷史的缺頁。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已有德法英日西等15種譯本，世界風行，是當代最重要的六四屠殺紀實文學作品。新編版除增補更多參與者的故事，力存歷史真貌，還原人的故事，更收錄藝術家劉毅「坦克人」系列作品，以撼動人心的油彩，直面歷史，值得藏讀。 名人推薦 當代見證文學的必讀書。——Sabine Pamperrien∕作家、《柏林日報》主編 本書近距離採訪了那場革命中抗爭過的人士、曾經被判入獄的人士—他們從監獄出來後，進入了一個突然疏遠了政治、左擁消費社會的醉生夢死、
右抱民族主義的廉價激情的國家。正因如此，這本書講的不僅是三十年前發生的一幕幕；它也是今天這個鬱悶的、壓抑的中國的寫照。作者廖亦武，是從本土浮現出來的記錄現實中國的最出色的作家。他有點像中國的斯塔茲‧特克爾，為自己國家的歷史關鍵轉捩點編寫著口述史，但又帶著偉大的波蘭戰地記者理夏德‧卡普欽斯基的那種狷狂、無畏。廖亦武風趣、自嘲，近乎冷血地剖白自己的挫敗，這使他成了這些故事的悲憫而又可信的敘述者。——張彥（Ian Johnson）∕作家、普立茲獎得主 廖亦武鍥而不捨地履行了他的作家職責，真實地寫作，真實地生活，他替中國民眾打破了沉默，替我們打破了中共的和平假象，因此，我很榮幸地授予他應得的、以
瓦茨拉夫‧哈維爾命名的這個「打破沉默」獎。——卡爾‧格什曼（Carl Gershman）∕美國民主基金會主席
瘟疫(2021最新名家譯本，卡繆對疫情下被禁錮人心的鼓舞)
為了解決良心鐵鍋評價 的問題，作者AlbertCamus 這樣論述：
# 瘟疫是極權，極權也是瘟疫！ # 卡繆面對疾病與極權的反抗姿態，細緻描繪了人類的反抗精神。 #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 # 吳錫德、洪明道 專文導讀推薦。 # 「我想通過瘟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受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歷時的那種充滿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將這種解釋拓展至普遍存在的概念。」——卡繆 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逼我們去思考。 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也會出現在瘟疫中。 面對這樣的瘟疫，人們該奉行的唯一口令是反抗。 — 卡繆 — 卡繆的《瘟疫》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每當疫疾來臨，這本書總是最早被拿出來討論的現代
文學作品之一。但卡繆不只描寫瘟疫，也將面對瘟疫時人類由一開始的抗拒、否定，之後確認，最後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處境，踏實地將圍困人類的瘟疫加以處理。這太像我們經歷過的一切，先是抗拒疫情，接著否認會大規模人傳人，等到狀況嚴重了，不得不確認遇到大疫，接著才願意誠實面對困境加以處理。經典作品就是有如此的價值，跨越時代反映普世人類，也時時提醒著我們。 《瘟疫》的故事描述一九四幾年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城，一位醫生發現城裡有不明的疾病，察覺很多老鼠倒斃路旁，開始懷疑城裡有了鼠疫，上報給政府機關，但政府機關卻不想因此驚動人民，遲遲沒有作為。後來疫情爆發，整個城市封鎖，與外界隔離，小說中的幾位主要角色的邊緣小人
物（相對於有權力的官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防疫工作。《瘟疫》的故事展現了認識世界的荒謬之外，必須要站出來加以反抗，才能爭取到自己的幸福。小說裡還提到：「追求幸福沒什麼可恥的，但是獨自一個人幸福，就可能會讓人覺得可恥。」標示出這種對幸福的追求，不是個人小利，而是全體的幸福。 《瘟疫》與《反抗者》、《正義者》同屬於卡繆同一創作時期的作品，卡繆在其札記中稱為「反抗系列」，這系列的三部曲作品以小說、論述、戲劇等三種文類，反覆辯證人類與惡對壘的反抗精神，訴求個人認知上的反抗，面對過分的事物要勇於畫出底限，說不。 卡繆在一九四〇年創作《異鄉人》時有了寫作《瘟疫》的靈感，當時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法
國，他隨著任職的《巴黎晚報》遷移到克萊蒙費朗，再到波爾多，這種被迫逃難、遷徙、被圍困的感受成了他的靈感。《瘟疫》一方面是真實發生在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奧蘭城的斑疹傷寒，一方面指涉的是入侵法國的德國納粹法西斯政權；傳染病讓人類不得不封鎖彼此，對彼此懷疑，就像法西斯政權，也讓原本自由的人們彼此疑忌，在行動上也被限制、被封鎖。這部小說利用一個城市被疾病困擾的故事，表達一個超越於荒謬的反抗願景：在對抗邪惡的鬥爭中團結的可能性，以及友誼和社群的力量。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反抗者》、《正義者》 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
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吳錫德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映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
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 即使清楚知道挑戰必然來臨，強調理性和責任，《瘟疫》仍保有人的情感和溫度，也許這是給我們這個瘟疫時代的禮物吧。——洪明道 災難是常見之事，但是一旦
災難落到自己頭上，往往難以置信。世界上瘟疫和戰爭不斷頻繁發生，但是在瘟疫和戰爭面前，人們還是一樣不知所措。⋯⋯ 還沒有人真正接受瘟疫的事實。大多數人在意的只是生活習慣受到擾亂，或是利益受到損害。他們因此惱火、氣憤，這些情緒是不足以拿來對抗瘟疫的。例如，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怪罪當局。——《瘟疫》 這世界上的惡幾乎都來自於無知，愚昧的善意可能和惡意造成同樣大的損害。世上的好人多於壞人，事實上問題不在於此。人們或多或少無知，這或多還是或少決定了善或惡，最令人悲痛的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無知，並自認為有權殺人。殺人者的靈魂是盲目的，若沒有清晰洞見，就不會有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