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翻譯官電腦版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刑事責任能力之研究－法學與精神醫學之交錯－

為了解決有道翻譯官電腦版的問題，作者吳建昌 這樣論述：

一、首先，對本論文將會用到的專門術語，嘗試進行定義之工作。希望藉著對英美文獻及中文文獻（包含其中出現之德文術語），希望能夠作出一些對照中、德、英三種語言之法學術語之結果，以之作為將來討論之工具。 二、整理法學討論罪責（刑事責任）之文獻，並延伸到刑事責任能力之立法或判例上之沿革，探討其法哲學上之論述。 三、整理精神醫學討論精神病理學與刑事責任能力之文獻，探究精神醫學哲學上之論述。 四、介紹各種主要之心靈哲學之主張，以此為概念模型之基礎，比較法學與精神醫學對「心靈」看法之異同，以及相應之對「人」看法之異同。 五、嘗試

提出貫通法學與精神醫學之刑事責任能力之概念及其操作準則。若不可行，則就現狀之因應之道進行討論。 六、提出對現行操準則在實務適用上之實證研究，和其他研究資料進行對比。 七、嘗試提出數種精神疾患種類，試驗並檢討貫徹操作準則之可能方案。 八、於綜合前面探討之結果後，將研究所得依其重點，整理成結論，並提出對將來之展望。 本篇論文中其實共有三大主軸，其一是法學之分析，其二是精神醫學之分析，而其三之心靈哲學則作為銜接點。而本論文中之呈現方向是從法學向上推到法哲學之心靈哲學，然後拉到較廣泛的心靈哲學學說之討論，然後再到精神醫學與

哲學之間的關係，而以提出精神醫學與法學語言之交錯關係，精神鑑定中實體與程序之交錯關係，建議採用專業參審制度作為終結。而為使整個論文之思考線路能夠從另一角度上觀看，作者之結論則將先從作為樞紐之心靈哲學開始。 一、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心靈哲學之模型 在第四章之討論中，作者介紹的主要之心靈哲學理論包括：身心二元論、行為主義理論及同一理論、功能主義理論與心靈具象理論、心靈描釋理論及排除主義理論，以及大眾心理學，並附帶介紹了混沌理論及系統論在心靈哲學中可能之應用及影響。我們看到大部分心靈哲學皆有其特殊之學門支持，而且即使同一學門也可能視其需要而採取不同之心靈哲學；例如

生物學、功能主義理論及系統論之關係密切，功能主義理論又與電腦科學關係密切，行為主義理論和心理學之學習理論關係密切，心靈具象理論則常常和電腦科學、神經科學關係密切，排除理論、同一理論亦與神經科學關係密切，而心靈描釋理論之學者Dennett其實也有提到具象之問題，而精神醫學對於自閉症之研究或發展心理學之研究中，也用到具象之類似概念。 然而這些心靈哲學理論所發揮之領域大多仍是在學術界，與一般民眾之日常用語有一大段距離，無法輕易為一般民眾所瞭解。在一般大眾之語彙中，其實最常採用之心理哲學模型是大眾心理學及心身二元論，雖然心身二元論目前是飽受批評之心靈哲學理論，可是當我們的語言是植基

出此種假設時，我們用語言思考時當然是採取此種心靈哲學理論。在第四章第六節中，我們看到學者們對於大眾心理學之攻擊與防禦，而大眾心理學就其學術功效觀點和在社會中為最多人們所採用之觀點來看，在可見之將來大眾心理學仍可屹立不搖，而根據大眾心理學發展出來之學門及制度當亦不會遭到潰敗之命運。 作者以為，目前要求一個大一統之心靈哲學理論並不實際，反而是藉由這些不同之心靈哲學理論之互相攻訐，我們更可以瞭解人（person）是什麼，並進而在不同場合中快速地釐清我們根據哪一種心靈哲學而對人有何種期待。因此，不僅是科學研究發展有所謂典範轉移，從原始人類時代至今社會大眾對人之心靈看法亦然。目前主要

以大眾心理學（同時幽微地保有心身二元論語法）為基礎假設之法哲學，依據上述之說法，在社會大眾仍未走到典範轉移這一天時，依此種法哲學而規劃之法規範，仍將作為社會大眾反應其價值判斷之一種表徵。也就是說，當我們提到法學時，訴諸大眾心理學仍是有充分理由的。 二、法學之犯罪論、刑罰論、罪責理論到刑事責任能力理論 在我們接受大眾心理學作為人之心靈之基礎假設時，我們使用認識、控制、意圖、慾望、預測等語彙來描述一個人，並作為獲得彼此共通的認識之基礎。 雖然大眾心理學並非由學術界自行發展之理論，缺乏體系及邏輯之一貫性，但作者在第四章第一節中即曾經提到之三

個原則：一、行為原則（Action Principle）：一個作用者（Agent）將以下列方式而行為（Act）－－滿足作用者依其認識（Belief）目前最強烈之慾望，或至少增加其滿足之可能性。二、知覺原則（Perception Principle）：當作用者A以某種方式注意到狀況S，而p是關於S在知覺上之明顯事實，則A取得p之認識。三、推論原則（Inference Principle）： 當作用者A認識到p，而一個理性的思考者於將p和其他A所有之認識連結將推論出q時，A將會認識q。應可大概說明大眾心理學之基本原則。 作者強調罪責理論乃是犯罪論和刑罰論之銜接點，必須理論一貫，

不應有兩面手法，在犯罪論採取報應理論，而在刑罰論則採取預防理論，罪責理論即是我們如何標定適當之犯罪人而處以刑罰之理論。作者認為在目前犯罪論中所採取之人之形象，事實上仍是期待人和人之間能在共同之預測基礎上相處。嚴格之非決定論需處理「無法預測」之問題；嚴格之決定論所導致之結果是「一切皆是莫可奈何的」，如此則使用刑罰當非所宜，而是應用教育或矯正，然而，此種看法乃違反人之天然之感情反應。一般人之情感是，我們對人之善給予褒獎，對人之惡給予處罰，對人之不得已則給予寬容、改正或醫療，因此刑法在反應此種情感時應該採取的是「相容理論」，承認人在自然因果關係中的自主性。僅有在此架構中保持自主性而為構成要件該當違法

行為之人，對其仍有期待可能性之人，始針對該個人處以刑罰，至於不適合刑罰者則給予保安處分。因此作者認為我們在尊重人之自主性即人性尊嚴之同時，對個人之處罰之考量是個人，而不是為了別人，否則任何罪責理論皆很難自圓其說，尤其是在採取一般預防之情形下，刑事責任能力和受刑能力之分野就泯滅了，故作者反對任何將預防理論置入罪責實質基礎之看法。 而不管刑事責任能力或道德責任能力，基本上都是面對規範時之認知和控制之能力，故在討論上刑事責任能力和道德責任能力是相通的。而關於他行為能力和自主性之問題，作者介紹了「調整控制力」（regulative control）和「引導控制力」（guidance

control）之概念。所謂調整控制力就是他行為能力，所謂引導控制力，則是指行為人照其目前意思完成該行為之控制力。而只要行為人具備某種程度之引導控制力，則其仍可被認為具備「自由意志」而負起道德責任，意即行為人對自己之行為有道德責任能力。而具備什麼樣的引導控制力的行為人是應受道德責難的呢？行為人只需具備「弱的理由反應度」就應該負責，亦即只要在行為人之「想像」中，有「某些理由」會讓他真地成就下述三個條件：一、行為人必須認為理由是充分的；二、依據該充分理由作選擇；三、依據該理由而行動。因此，在弱的反應度之下，只要具有有低度之引導控制力就夠了。 而我們從歷史之演進中看到，其實目前

存在之心神喪失操作準則，大都是含有「知與意」二成分之「雙叉」（two prong）準則或只含有「知」之「單叉」（one prong）準則，而從較早「單叉」之馬克諾頓準則，到「雙叉」之美國模範刑法典準則，再到辛克萊刺雷根案後，美國許多州回歸到採取類似「單叉」之馬克諾頓準則。我們或許可以說美國法在「與時俱進」上不遺餘力，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點，那就是許多論者皆認為我們很難證明「不加控制」或「不能控制」很難證明，因此建議捨棄「意」之成分。作者認為，若採取低度引導控制力之概念，當可解決不少關於控制與否之問題，同時亦可避免以「程序」正義來主導「實體」正義之困境。所以，作者在本論文中仍主張「雙叉」之刑事責任

能力操作準則。 三、精神醫學與法學之交錯 在本論文第五章中，關於精神疾病之哲學、法學與醫學之交錯探討中，我們發現在精神醫學之語彙中，無法避免哲學語彙和價值判斷，而且在精神醫學中之心靈哲學模型也呈現多樣化之現象。最近進展迅速之生物精神醫學所採取者，或許接近於同一理論或功能主義理論；兒童精神醫學在自閉症之研究中，則會用到心靈具象理論；而在精神病理學中，因為採取「現象學」之描述方法，在許多語彙之使用上必須擷取精神疾病患者語言，轉化成精神病理學術語，因此勢必無法避免精神疾病患者之大眾心理學及心身二元論語彙之影響。因此作者認為，司法精神科醫師在接受一定程度之法學訓

練之後，將處在一個有利的位置，可以進行銜接和轉譯的工作，使精神醫學與法學交錯地帶從以往之曖昧不明獲得逐漸澄清，因此精神疾病患者之心靈將不再是一個「黑箱」。 因此，正如作者在第五章中所提到的，在精神醫學之全面性解釋模型尚未大一統之前，我們可以根據使用之目的而創造出「觀念型」之精神疾病語彙，而當科學研究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將可以對者些「觀念型」之精神疾病語彙進行檢選淘汰之效果；目前精神醫學標準診斷準則依據DSM-IV及ICD-10，即是嘗試在描述分類上進行體系整理，然後等待將來科學證據之累積予以調整。因此，作者認為在精神鑑定中，我們需要確定的行為人具有精神病理事實及其嚴重程度為何

，而其精神疾病病名乃是在綜合精神病理事實後所賦予的名稱，這些名稱可能會改變，或者在同樣名稱下其精神病理事實之嚴重程度亦大有不同。賦予精神疾病名稱，主要是作為區分「邪惡」（evil）與「瘋狂」（mad）之基本界線。 作者在第六章第一節中所呈現者，若單純只考量行為人精神疾病診斷名稱或生理變化而未考量其他因素，所能獲得者永遠只是曖昧不明的關連數字，在預測上頗為困難，無法得到比較一致之結果，因此「杜漢法則」註定失敗。而在本論文第六章第二節中，作者嘗試從法學之「生物學」觀點及「心理學」觀點鋪陳精神病理學事實與刑事責任能力之關係，並經過第六章第三節對於實證研究之討論，我們發現除了法學與

精神醫學之交錯外，尚有實體與程序之交錯問題；除了精神鑑定醫師確認行為人行為時之精神狀態與法官審判過程有「平行」之性質外，亦即在審判程序中另有鑑定程序，在一個案件中除了法律事實外亦有精神病理事實，而精神病理事實又可影響法條涵攝之過程，因此作者認為結合並整合法律事實與精神病理事實之方式是採用專業參審制，才不致產生「引用精神鑑定醫師之意見」，然而「採用完全不同之事實」之弔詭現象。最後，在第六章第四節作者提出以案例作為呈現法學與精神醫學語言交錯使用之例子，雖然只涵蓋有限之案例類型及精神疾病、精神病理事實之種類，但作者認為這是將來提出法學與精神醫學語言對照架構之努力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