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雷達測速器違法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多重基礎設施化的物質政治：台北市道路治理的部署與轉譯

為了解決反雷達測速器違法的問題，作者王志弘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基礎設施化之物質政治為取徑，探討當代城市的構成與轉變，並展望都市實踐的新方向。作者將城市界定為「多重基礎設施化的拼裝體」，並結合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將基礎設施化展開成為一個多層次的分析場域，以凸顯社會與物質的共構。社會分析方面有結構傾向、治理體制及實作網絡；技術分析方面有系統動量、部署／缺口，以及轉譯方案；空間分析方面，則有領域化、紋理／節奏，以及縐摺。社會、技術與空間分析乃相互為用、彼此疊合，但有各自的邏輯。為了示範基礎設施化的多層次分析，並與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傅柯派權力分析，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特別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及大型技術系統論）對話，作者以台北市的道路發展與交通治理為例，採

取多重個案的研究設計，分別探討多重基礎設施化的不同層面。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官方規劃報告、統計資料、議會公報、新聞報導、田野觀察及訪談。作者首先以台北市中華路一段為例，說明道路空間生產在視線權力與空間修補引導下的彈性：在格網與圓環的基礎上，增添平交道、高架道路、天橋及地下道，以迄軌道運輸的地下化。但始於城牆設置的穩定方位格局，則彰顯了物質僵固性。視線權力、空間修補和僵固性，實為道路之物質政治的不同面向。其次，追求移動速率而引致風險的機動車城市，必須有分流化、保險化、監測化及合宜主體化等物質配置以保障安全。這些物質部署在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之間，鋪展出韌命政治，但也引起爭議，例如測速照相機及其反制

設備之間的攻防。第三，1980年代以降交通危機深化導致的技術系統缺口，促發了各種道路轉譯方案，公車專用道便是一例。但道路轉譯方案的成效，須接合於道路交通形勢及都市政治形勢。轉譯方案能否奏效，往往以基礎設施化之部署為要件，但不同物質的作用仍取決於形勢。第四，相對於官方道路治理的領域化及僵滯紋理，四處漫溢的機車穿梭、街頭市集的彈性挪用，以及「自然」萌生的縐摺實作，則促成黏性紋理的浮現，甚而形成再領域化的轉譯動力。最後，作者考察歷史保存與道路規劃之間的爭議，藉此反思替代性都市實踐的可能。對抗拆遷史蹟而集結的保存運動，若能拋卻本真性的物質僵固性，轉而在參與都市治理、關注生活紋理的條件下，將文化塑造為另

類基礎設施化（生活支持網絡），則可能改變都市拼裝體的型態和意義。再者，權力與權利之基礎設施化的觀點，也有助於結合城市權與公民科學的倡議，開啟都市的物質政治。

警察行政行為之探討－以舉發交通違規寬容值為例

為了解決反雷達測速器違法的問題，作者高鎮文 這樣論述：

論文提要 一般汽車駕駛人開車於路上，對於雷達測速照相，均會有一致的觀念與體認，即行車車速超出速限的一定範圍內，並不會遭受舉發處罰，且警察機關在使用雷達測速照相儀器時，亦均將啟動照相感應之數值設定在超出速限一定數值，執行交通違規舉發工作之警察，據以開立違規超速罰單之雷達測速器，亦均設定在超出法令規定速限一定數值時，才予以照相開單舉發；然而，查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相關交通法規，並無執行交通舉發之警察人員得裁量是否舉發或勸導不舉發之相關規定，亦即對於交通違規之行為，警察並無裁量是否予以舉發之權限，換言之，只要有交通違規，警察即應舉發，但是不管是一般

人民之認知也好，或是交通執法者(警察)之作法也好，為何會一致與法令規定存在如此落差，此乃促成本人濃厚研究興趣與動機。 本論文分為七章，第一章為緒論，旨在闡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範圍，第二章論述法治國行政與警察行政之概念，第三章就秩序罰之相關概念論述交通違規處罰，第四章針對本文探討之核心「交通違規舉發寬容值」予以定義，並分析其特性，再分別與行政裁量及判斷餘地分析其內涵差異，第五章探討寬容值涉及行政違法不作為、不法平等及便宜原則等相關法律問題，第六章檢證現行交通違規舉發寬容值之法源依據─解釋函令之合法性，最後，第七章綜合本論文各章之研究，將研究心得提出具體結論與建議。

經本論文研究分析，本文肯認交通違規舉發之寬容值有存在實質意義與價值，謹將本論文研究主要結論與建議臚列如下： 一、交通違規事實之舉證責任乃屬警察所應負責者，交通違規舉發所使用之採證儀器，客觀上存在的一個誤差值，在法律的評價上，即有寬容值存在之價值。 二 、寬容值之存在乃證據證明力不足的事實問題，即提供一個免責的範圍空間，它要解決的是交通違規取締上的採證問題，證據證明力的問題。 三、交通違規是否應予舉發，應是法律構成要件的問題，自不宜由行政機關「裁量權」之介入。 四、現行交通違規舉發寬容

值之法源依為解釋函令，其乃牴觸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乃典型行政違法不作為，其之所以「違法」，主要是侵犯到依法行政原則中最重要的「法律保留」原則。 五、警察舉發交通違規之寬容值其行政不作為之性質與「選擇性執法」與「便宜原則」之執法方式不同。 六、現行實務上交通違規舉發寬容值之運作，乃牴觸法律，其請求標的即屬不法，交通違規人既無不法平等之請求權。 七、警察舉發交通違規之寬容值不能援引不法之解釋函令為依據，且亦不能服膺不法之行政前例，始符依法行政原則之真諦。 八、為解決執法儀器誤差值而有寬容值存在事實需

要與價值之問題，宜由法律明定，或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以法規命令訂之，且法律授權必須符合授權明確性。 九、警察人員應與時俱進，突破舊思維束縛，調整一切行政行為之措施，將新思維、新價值觀融入其中。在追求實質正義的同時，更應兼顧程序正義，才能保障本身與民眾的法益。 十、藉由交通違規舉發寬容值之探討分析，凸顯現行交通法令與實務運 作之落差亟待主管當局善規劃整合立法，以健全道路交通行政之法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