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手機重置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聽—見」城市：戰後台灣小說中的台北聲音景觀

為了解決sony手機重置的問題，作者高鈺昌 這樣論述：

本論文嘗試調動城市社會學和音樂社會學的「聲音景觀」概念，用以作為分析台灣文學與空間研究的嶄新取徑。過往的文學地理、文學與空間的相關研究，側重於文本中視覺空間的建構與闡述，而本論文則以聲音作為方法，嘗試考掘、分析戰後台灣小說的書寫中，各種台北聲音景觀的建構與聽覺空間的生產，及其與文學場域、社會、城市發展、文化、政治、生態等之間的關係。戰後初期，文本中的女性以家庭的室內談話聲，作為主要聆聽的聲音，並漸次能「聽—見」室內與室外的繁複連結。所謂的「室內」音景，實則融混了各種室內與文化、社會與自然音景等聲音的層次及意涵。王文興和李渝的文本，建構出知識分子居於室內，排除空間中的雜音，聆聽寧靜與古典樂音的

空間；而王禎和的辦公室聲響，則以多重語音的轉化、歌謠文本、音樂符號的巧妙置入，生產出獨特的聽覺空間。聽聲的位置逐漸從室內擴延至室外，且透過「樂音」與「噪音」兩種聲音的生產趨向和相互間的辯證，不同美學、思潮的文本生產者，建構出各自相通和殊異的聲音景觀與聽覺空間。白先勇的文本，以各種族群的通俗歌謠，建構出不分階層的聆聽者，皆能獲得短暫救贖的聽覺空間。林燿德與黃凡的後現代實踐，則側重於建構台北社會音景的噪鬧。朱天文與朱天心的文本，則是反映了台北作為全球化的節點之一，其各式文化樂音的混雜；並以多元文化音景的生產，作為其建構特定族群、個人歷史音景的美好寄託。聲音也聯繫著歷史與政治。陳映真、藍博洲的文本，

以富含特定政治理想歌謠的齊唱，作為其建構理想烏托邦的憑藉；而王拓的台北音景，一方面既建構出知識分子於室內聆聽樂音的寧靜空間，但另一方面，其結合各種聲音的獨特音景，又成為文本中的底層，寄託自我與反抗權力的獨特空間。至於李昂的文本，則以麥克風的發聲與無法發聲，作為其闡述性別政治的獨特媒介。最終本文嘗試指出，台北的城市文明之聲，呈現出變奏與多音的聲音景觀。台北的聲音景觀與聽覺空間，呈現出都市文明、鄉村與自然等多重聲音線條的延續、變形與拮抗；在台北都市文明的內部，以及都市文明與自然的對話之間，將不斷歷時形成更為繁複多重的聲音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