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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產業衍生法律問題之探討

為了解決so8聲卡的問題，作者李介元 這樣論述：

二十一世紀由於生活品質的持續改善、科技發展的進步，以及新興國家的崛起，整體娛樂產業的成長必然迅速，規模亦將日愈擴增；而全球化的趨勢，更是將原先區域型的消費者偏好擴展至全球，人們在不知不覺中，休閒娛樂已經變成消費者衡量價值的關鍵。無論景氣好壞，生活中皆少不了娛樂活動。娛樂產業的高度商業化與全球化，致使各方利益在產業中糾葛，不僅對個人權利保護的呼聲日增，產業亦對其自身利益的維護益加重視，各類法律糾紛亦日益增加；尤其娛樂產業高投資、高風險、高回報的產業特性，更需要在娛樂產業中，建立一套可供各方依循的法律規範，解決目前國內娛樂產業衍生的法律議題與爭端。娛樂產業為我國近年來重點發展產業，其種類項目非常

之龐大，蓋非一本著作即可盡數囊括及瞭解娛樂產業。為使娛樂法制之建立與專業相結合、本文欲以娛樂產業與娛樂法為核心，礙於篇幅及研究能力有限，本文主要內容乃係將娛樂產業限縮在電影產業、電視產業、流行音樂產業與數位遊戲產業等四大項目，藉由產業相關之專業及法律分析，將我國娛樂產業衍生之法律議題整理歸納，以憲法、民法、刑法、智慧財產權法四大主題做為區隔，深入討論個別衍生的法律問題，再從個別案例的理論探討與實務分析中，延伸思考不同型態案例之處理方式或牽涉之法律規範，期將娛樂產業及法律規範之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最後，透過美國娛樂法與娛樂產業間的相互運作之借鏡，進而有效改善我國娛樂產業在面臨法律爭議時的的解決機制

與修訂相關法規之建議。

善意對過失犯罪構成之意義

為了解決so8聲卡的問題，作者林聖凱 這樣論述：

　　出於良善、無私、助人目的善意行為，在我國傳統道德評價下是備受讚揚與推崇的行為。但是，一旦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產生疏失，反而造成被幫助者的損害，就很有可能在刑法上成立過失犯罪。善意所彰顯的正面價值與過失背後的負面意義，也將產生衝突與拔河。在玻璃娃娃案、卡玫基救難義工案的社會輿論中，許多民眾認為追究這些善意助人者的法律責任，是道德價值的淪喪和社會正義的扭曲。　　可是，刑法原本就擁有一套價值判斷體系，用來區分合法行為和不法行為。過失犯罪的不法基礎建立在行為人的疏失上，而非惡意的動機。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為都可能有所疏漏，善意幫助他人的行為也不例外。當一個善意行為經過刑法的重重檢驗後仍然成立過失犯罪

，就代表在現有刑法的價值下，該行為完整實現了過失犯罪的不法內涵。亦即，善意行為人的疏忽程度，已經創造了刑法所不能容許的風險。就此，刑法標準與社會評價似乎出現了落差，也產生了許多疑問：善意行為是否應該承擔刑事責任？刑法的判斷標準是否存在不足之處？社會輿論是否考慮不夠周全或對法律有所誤解？以及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善意在刑法上的意義為何？　　比較法上，美國存在一項被稱為「善良撒瑪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 Law）」的法律，用來調整過失責任原則，免除緊急情況下善意救助者之法律責任。目前國內介紹善良撒瑪利亞人法的文獻極少，多半只有簡短且片面的資訊，聲稱其具有免除刑事、民事責任的功效，如同善意

救助者的免死金牌。但其實絕大多數的善良撒瑪利亞人法都只免除民事賠償責任，且在許多州法中適用限制重重。我國在2013年初增訂了緊急醫療救護法第十四條之二，聲稱引入善良撒瑪利亞人法的精神，規定緊急救助行為適用民法、刑法之緊急避難。但經過進一步的推論可以發現，此一法律根本不具有實質效力，只具有提示性質。　　本文在介紹緊急救助行為的立法模式後，將回到善意行為的議題，逐一檢驗善意行為在過失犯罪的構成上是否受到正確的評價。在主觀不法上，過失責任是最低限度的行為注意義務，無論何種行為都應該遵守此一標準，善意行為也不例外。在客觀不法上，善意行為的正面利益並不能與該行為的侵害風險互相抵銷，因為只有法益所有者可以

決定是否要為了特定利益而承擔損害風險。在有責性上，善意行為人也不比一般人具有更低的期待可能性。最後，由刑法價值以外的角度切入，討論在刑事政策上善意行為是否可能設置特別的免責規範，如同美國善良撒瑪利亞人法對緊急救助行為的處理方式。本文認為，免除善意行為的責任，除了鼓勵更多善行之外，也將導致善意行為人的鬆懈，更容易發生疏忽。因此鼓勵善意行為是否對社會有利，能作為刑事政策的正當基礎，值得懷疑。而且，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善意助人的意願受到很多因素影響，除了實體過失責任以外，訴訟的證明問題與程序紛擾，都是善意行為人會考量的不利益因素。故免責規範所能達成的效果，十分有限。而且，從一些判決案例來看，許多行為

都必須經過審判程序，才能正確得知是否應該處罰。所以更不能制訂一體適用於所有善意行為的免責規範，應該回歸一般過失行為的責任原則與處理方式，由法院深入解析個案並判斷是否不法有責。　　亦即，刑法的判斷標準並不需要為善意行為做出修正。而善意在刑法上，也不具備特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