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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舉證責任轉換之研究－以特別背信罪及內線交易之抗辯事由為檢討適例

為了解決ml1050st評價的問題，作者王妙華 這樣論述：

刑事訴訟制度具有兩大目的，分別是發現真實以及保障被告人權，二者不可偏廢，不可為了發現真實而犧牲被告人權之保障，亦不得為了保障被告之人權，忽視真實之發現。被告在憲法上受有無罪推定原則之保障，原則上無須證明自己無罪，舉證責任落在身為控方的檢察官身上，檢察官須就被告之犯罪事實予以證明至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使法官依據其所舉證之內容依自由心證予以衡酌，如未能形成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門檻時，依照無罪推定原則，即應對被告諭知無罪判決。目前我國法已明文肯認無罪推定原則的保障，除了被告得因此享有相關之保障外，負責追訴犯罪的檢察官，身為控方，亦應善盡其舉證責任，當使法官形成超越合理懷疑的心證時，方能推翻對被告的無罪

推定，對被告諭知有罪判決，然而，控方應負舉證責任縱然作為原則，但不可否認的是，本文認為仍有存在例外的空間，故試圖從舉證責任之架構釐清在無罪推定原則的制度下是否有轉換、調整之空間。站在當事人對等的天平上，筆者認為立法者考量到特殊案件類型之需求，可以透過立法的方式將某些事項的提出證據責任轉換到被告身上，但說服責任則不可以移轉之，因為被告在訴訟上仍受有不自證己罪原則之保障，要將舉證責任予以移轉，筆者以為歐洲人權法院所形塑之標準可資參考，當爭點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且被告的防禦權未完全被剝奪時，當檢察官已就一定犯罪事實予以舉證時，即可將舉證責任轉換到被告身上，如此可使呈現在法庭上的證據越來越多，亦可使真實

更容易被發現。本文以經濟犯罪作為檢討舉證責任轉換可行性之主軸，並以特別背信罪與內線交易作為檢討之適例，試圖檢驗本文架構出的判準之可行性。然礙於篇幅有限，故僅以商業判斷法則及內線交易之抗辯事由作為本文檢討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