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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本地的「Kita」：馬來西亞中文民眾音樂「本地創作」場域之研究（1987-2001年）

為了解決mac螢幕錄影錄音的問題，作者李永傑 這樣論述：

80年代，華裔社群掀起「馬華文化」的建構風潮，而中文民眾音樂「本地創作」無疑是也是其中的一部份。本論文旨在利用傅柯「論述―知識―權力」，以及Bourdieu文化場域的觀念去瞭解在「本地創作」的各個行動者（agent），如何運用「本地」的符號和論述，通過相對的（複數）他者位置建構自己的主體性，並找到自己的發言位置。 臺灣校園民歌論述是「本地創作」重要的起源，前者的「本土―年輕―自我」論述架構被轉介到馬來西亞的脈絡裡頭。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群年輕人藉由「本地創作」發出對音樂工業和族群現況不滿的聲音。激盪之夜開拓了一個文化場域，建立關於音樂的新品味，從而將舊音樂和其音樂人

區隔開來。在陳紹安的案例裡，「本地創作」面對的對象是國∕族，輻射出強烈的愛恨情懷。 90年代初以後，北工站和海螺新韻獎讓這個場域進一步擴大，年輕學子被吸收成為生力軍，而唱片公司、國家機器、中文報章等相繼介入「本地創作」場域和論述，使得「本地創作」的合法性進一步強化。「本地創作」的意義產生變化，它被收編到2020宏願國族打造的工程裡，其意義漸漸等同於「國貨」，同時也成為某程度的青少年監控機制。 90年代末，水漲船高的正當性讓「本地創作」成為眾人所爭奪的戰略高地。舊音樂被接合到「本土創作」論述內。「本地創作」開始擁有自己的光榮歷史――一種不同的「全新」記憶。

另一方面，一群結集在「黃火」之下搖滾音樂人，卻發出相反的聲音，高呼要「毀滅本地創作」。通過接合搖滾論述，以及挑起衝突性的身體實踐，「黃火」發動抵抗權力集團的文化霸權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