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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法律經濟學之方法論預設-以Coase與Posner之爭論為核心

為了解決bios沒有vt的問題，作者蔣侃學 這樣論述：

　　台灣法學界對於法律經濟學這個流行於美國的法學方法，並不陌生。然而，法學界對於法律經濟學仍然存在相當多錯誤的認知。這些錯誤認知，事實上根源於對於法律經濟學的方法論預設沒有清楚地認識，才會產生錯誤期待或不必要的排斥。面對此一問題，本文嘗試藉由考察開創法律經濟學最為關鍵性的兩位學者：寇斯(Coase)以及波斯納(Posner)之間的爭論，考察法律經濟學的方法論預設。 本論文第一章提出問題意識，並回顧此一領域的相關文獻。　　第二章開始，藉由考察影響法律經濟學最重要的「經濟學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的學術史，嘗試釐清法律經濟學產生的學術史背景，並

且在這個脈絡下，引出寇斯以及波斯納關於法律經濟學最核心的幾個論點。在寇斯方面，本文認為，其最重要的三個學術概念，分別為：「交易成本」、「損害相互性」，以及「比較制度分析」。本文藉由此三組概念三位一體的特性，嘗試補正一般對於寇斯學術過於著重「寇斯定理」的錯誤認知；在波斯納方面，本文藉由全面性地檢視其文本，釐清其使用「財富最大化」，而不使用傳統「效用最大化」的理論根源，同時釐清其不使用最廣泛被接受的「柏雷拖效率」，而採用弱化的「卡爾多-希克斯標準」的理論意義。最後再將其法律經濟學，放入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脈絡，嘗試更清晰地展現出波斯納的理論圖像。 在梳理完兩人的學術思想後，本文於第三章中，首先

比較兩人對於法律經濟學最核心的兩個方法論預設：「方法論個人主義」以及「理性人效用最大化」的見解，並得出Posner與Coase分別屬於「建構理性-心理性個人主義」以及「生態理性-制度性個人主義」的結論。此外，本章也將觸角延伸到，兩人對於理論預設的本質應為「解釋」還是「預測」，以及理論的建構是否應該與現實相符的兩個爭論。波斯納基於其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的態度，認為法律經濟學的本質，應該是在預測被規範者受法律規範後的行為，以達成財富最大化的目標；另一方面，寇斯則非常堅持理論的目標是在解釋實際現象，而不是預測，是故理論預設絕對不應該悖離於現實。在寇斯的觀點下，理性人效用最大化的預設，就是最典型悖離於現

實的預設，並且會將法律經濟學導向錯誤的路徑。 在考察完寇斯與波斯納兩人的學術及方法論差異後，本文在第四章中，舉出三個法學上的實例，考察兩人的方法論預設如何影響到實際的法學研究。分別為：1.財產規則與補償規則；2.過失責任的本質；3.物權法定主義是否應該被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