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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族群的主體追尋：以台灣電影為探討中心(1982-2000)

為了解決70邁倒車顯影的問題，作者蔡蕙頻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1982年到2000年的台灣電影為討論中心，與過去台灣電影中的外省人作對照，以見外省人形象的變遷。 第二章從社會環境及電影相關法令切入，說明台灣電影的發展及1982年以前電影中的外省人形象。戰後台灣社會受到戒嚴法的束縛，言論及思想受到限制；文藝政策指導創作方向，在加上金馬獎的獎勵制度及各種相關法令與輿論的控制，扶植了特定電影題材的發展。這時候的外省人形象多半優於本省人，另外，電影裡外省人的性別角色分工也有一套標準，通常主要人物還是以男性為主。 第三章依照世代和性別，討論了1982年以後電影中外省第一代男性、女性以及外省第二代形象。此時男性轉為衰老，卻缺少實質的內容。外省第

一代的女性，轉而成為男性背後的實質推手，然而女性始終沒能重建新論述。至於外省第二代則急於從體制中脫出，完成「脫離──回歸」的過程，卻迴避了都市化所造成的問題。而外省第二代女性仍然被忽略，只能透過「觀看」參與。 第四章以空間為斷面進行分析。眷村與其之外「好／壞」的空間對比，從空間意義成為精神象徵。而都市則在八○年代之前便已逐步成為國族認同的新標誌，幾經變遷後，八○年代以降的台北，常被描寫成用以突顯眷村美好純真的萬惡之都；九○年代的台北則呈現出資本主義下破敗、片面的都市特性。 第五章以「後遺民」、「新住民」、「後國民」來討論八○年代以降電影中外省人的三種可能性。「後遺民」不僅緬懷原鄉故

土，同時也是力抗本土論述的一種姿態。「新住民」，指的是具有台灣經驗，以台灣為新原鄉的外省人。而外省人的特徵逐漸消失，外省人越來越與台灣人合流，九○年代後期全球化之下個人主體與國家主體都不斷地在流逝之中，「後國民」則在其下努力建構全球化之下的台灣人認同。 第六章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