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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四夷館與譯字生

為了解決112會考重考流程的問題，作者朱冬芝 這樣論述：

四夷館可以說是在元代譯學基礎下，配合明太宗的野心而設立的學校。它有別於以往漢人王朝的制度，也有別於元代的譯學教育與譯官體系，是一個混合前代譯學，並結合明代學校養士、科舉取士的政策，進而形成的新制度。始於永樂朝廷的四夷館，首先選取監生、舉人擔任譯字生，並依照科舉取士的原則，給予投考科舉、比照正途出身的優典。然而，優典卻引起中葉以來私學譯字的奔競風氣，甚至造成賄選，打擊館生的素質。致使晚明朝廷只能改以嚴格考課，謀求譯字世業化，將譯字生固定於九品序班，以辦事名義安排於內閣、史館、四夷館，擔任謄錄與譯字的工作。館生素質與授官品級，導致四夷館逐漸淪為陰陽、醫學之流，被描述為譯字不彰、無用的機構。官員們

一方面強調四夷館的重要性，一方面又以正途自居，難免輕譯的傳統。由此可見，四夷館的興衰反映了征服王朝底下的多元譯學，在進入漢人王朝之後，隨著明代政局的轉化，逐漸混合並趨近於成熟。選取譯字生的部分，說明了朝廷選材用人制度的轉變，可在另一方面，四夷館館員與館生們所編寫的《華夷譯語》，當中由漢人譯字官員譯寫的漢文，卻刻意沿用元代的蒙人譯寫漢文的直譯口說文體，不但留下元朝的遺風，也透露出明代中國在對域外交流方面，其文字的呈現風格顯然內外有別。透過四夷館制度周邊的人事、底下的譯字生，以及它所採用的譯寫規則，可說明元明文化的交替與明代制度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