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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河南道及都畿道與國勢興衰之關係

為了解決鄭州時雨量紀錄的問題，作者趙國光 這樣論述：

所謂唐代河南道及都畿道，在地理上，指今山東省全境、河南省大部、以及江蘇和安徽兩省的北部區域；亦即位於黃河與淮河之間的狹長地帶。其西臨大谷關、秦嶺，南沿伏牛山北麓向東至海，北自中條山、王屋山、太行山南麓沿黃河至渤海。其地理方位大致約在東經110ﾟ50＇至122ﾟ70＇，北緯32ﾟ20＇至37ﾟ80＇之間。 在文化上，河南道及都畿道為華夏古文明的中原文化和齊魯文化的地區。此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聚居於此，如發掘的裴李崗文化遺址，及滕州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較晚期的龍山文化等。這些文化遺址都顯示遠自距今約八、九千年至四千年以前，先民就在此從事文

化活動和農業生產，過著比較穩定的農業經濟生活，使此區成為華夏民族活動頻繁、人口稠密及文化發達的地區。 在政治、軍事上，都畿道的洛陽是中國著名古都之一，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政權皆以洛陽為政治中心。唐代亦以洛陽為東都，唐前期高宗、武后和玄宗常往返於長安、洛陽兩都之間。尤其高宗、武則天時期，洛陽更是全國政治重心之所在，號神都。《禹貢》稱河南地區為豫州，因位居九州之中，故又稱中州，即所謂的中原地區。自古即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說法，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綜觀有唐一代的重大戰亂，幾乎皆以河南地區為核心，可見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戰略地位，及其與唐王朝興衰的關係。

在經濟、交通上，河南道及都畿道的地位更為重要。區內黃淮平原的面積廣闊，土壤肥沃，河流水系豐富，且朝廷重視北方黃河流域的水利灌溉工程興修，使得此區成為唐代重要的農業生產區，其粟、麥糧食產量甚多，是全國重要的糧倉。唐前期曾漕轉此地粟、帛供應京師關中地區，顯見其經濟實力的雄厚，以及對盛唐時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有很大的貢獻。 在農業經濟發達的基礎上，唐代手工業也逐漸成為重要的經濟部門，受到社會消費增加的刺激，無論產品的數量和品質都較前代提高。其中絲綢的生產對經濟發展甚為重要，其與粟米、錢幣是國計民生的三大支柱，而絲綢在唐代的經濟效用更為廣泛，可以用作製衣原料、賦稅收入、官員俸錢

，或賞賜及支付軍事開銷，甚至充當貨幣之用。河南道及都畿道是唐代重要的絲綢生產地區，其絲織手工業興盛發達，所生產的絲綢不僅數量甚多，而且品質優良，在唐代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河南道及都畿道因位處要衝，萬方輻輳，是唐代水陸交通的中心。洛陽為唐代東都，又居天下之中，遂成為全國交通網的樞紐。唐代的陸路交通主要幹線，是建立在京師長安和洛陽之間的東西軸線上，兩京間的驛道向東延伸至河南道的汴州，稱之為大路驛，是唐代國內交通的總樞紐。以此幹道為中軸，向四面八方輻射，幹線、支線相連，形成由兩京通往全國各地的陸路交通網。 以洛陽為中心，向西有大路驛直通長安，向北有驛道

可達河東道的太原府，向東北可到達河北道的幽州及營州安東都護府，向南雖然多山岳險阻，但仍有驛道通往襄、鄧、荊、鄂等州，直至江淮一帶，並再向南越過大庾嶺直至嶺南之廣州。向東則以平原地貌居多，故交通較發達，洛陽至鄭州、汴州的驛道，為此區交通的軸線，由此向東延伸可至鄭、滑、濮、鄆、齊、淄、青、萊、登等州，向東南可至沂、密、海、泗等州。 河南道最東的登州，為唐代國內陸路交通網的東方終點，也是唐代域外交通的海上航線起點，由此向北通過廟島群島與遼東半島密切連繫；東隔黃海與朝鮮半島、日本相望，向東航行與新羅往來頻繁，續向東南航行更可到達日本，向南可以與東南沿海的港口相通，地理位置甚為優越，

是唐代重要的東方門戶。 唐代內河水運以黃河和汴河運輸為主，汴河即隋之通濟渠，鑿於大業元年（605）三月，自洛陽西苑引穀、洛水入黃河，再自板渚引黃河入淮。水運是價廉且便捷的運輸方式，因此汴河漕運對唐王朝的政治、經濟皆有重大影響。 安史亂後，河北跋扈藩鎮割據，中央賦稅來源減少，且經濟重心又轉移至東南江淮地區，在長安的中央政府財政須仰賴江淮賦稅的收入，而汴河居漕運的樞紐，交通運輸的動脈，於是汴河漕運路線的暢通與否，直接關係到唐王朝的興衰存亡。 德宗對跋扈藩鎮的用兵，即未能完全掌控漕運路線的安全，軍亂兵變常阻撓江淮物資的北運，使朝廷財政陷於窘

境，無法長期支付戰爭所帶來的龐大軍費，最終仍以姑息妥協收場，顯見河南道地區的穩定，對唐王朝的興衰有其關鍵性的地位。 憲宗面對跋扈藩鎮的囂張氣焰，決心積極平定藩鎮，其元和中興的成就，雖有賴賢相與良將的輔佐，但朝廷掌握了河南道汴河運路的咽喉要地，東南的物資能順利轉運至西北關中地區，使中央能以較具優勢的經濟條件，完成政治、軍事上的目標，重振朝廷的威權。由此可以看出，河南道地區局勢的穩定與否，和唐王朝的興衰有密切關係。 懿宗時，龐勛之亂侵擾河南腹心之地，曾阻撓汴河漕運，使中央財政及地方經濟遭受嚴重破壞。《舊唐書》云：「徐寇雖殄，河南幾空。」，此次動亂雖未直接促成

唐王朝的滅亡，但卻動搖了朝廷統治的根基，使國勢更趨衰微。 僖宗朝王仙芝、黃巢之亂，響應附和者眾而聲勢浩大，不僅江淮東南富庶之區遭受賊寇劫掠，居漕運樞紐的河南道廣大地區也屢遭叛軍蹂躪。晚唐政府須維持東南賦稅之區的安定，及控制河南道的汴河漕運安全，才能維繫其生存的命脈，然僖宗朝卻使局勢更為惡化。 唐末的軍變與民亂，河南道及都畿道地區又成為主戰場，藩鎮、軍閥相互之間激烈的兼併吞噬，朝廷只能坐視而無力制止，成為強藩大鎮的附庸，唐王朝已名存實亡，最後終於被朱溫建立後梁所取代。 河南道及都畿道的關鍵戰略地位，以及政治、經濟上的重大影響力，使得此區

的穩定與動亂，直接與唐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兩者之間的脈動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