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話機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林村的故事：一個村書記眼中的新中國變遷

為了解決辦公室話機的問題，作者黃樹民 這樣論述：

▌一道當代中國的縮影，一本小說般的民族誌。▌ ●當代中國研究的民族誌經典●   　　【自從出了這件悲慘的事情，我開始問生活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像侯桐這樣年輕、善良、健康、精力充沛、受歡迎的人，都這麼不走運，那麼，難道我就比他強、就配有好命嗎？如果到頭來不過是生病受罪、一命嗚呼，我為什麼還要玩命工作？有兩個月的時間，我盡量不待在林村。一在村裡，我就想起侯桐去世前的幾個月受的那份罪。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廈門市的卡拉OK飯店能讓人舒坦一下。你可以長時間待在這裡吃飯，還有高級音響，可以找到年輕時唱的革命老歌。唱這些革命歌曲，我的生活就有目標，就有希望。我現在是一個好歌手，你信不信？】

  　　一九八四年，原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人類學系任教的黃樹民，來到廈門市郊的林村，準備展開田野調查，希望以該村為範例，具體而微地呈現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面對由上而下頻繁颳起的政治運動旋風和經濟社會體制改革，平凡微末如林村的農村社會，如何度過並適應各種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個溼熱的十一月天，作者與該村的黨支部書記，亦即村中的統治者葉文德初次見面，為了討論房租（但葉並不是房東），結果可說不歡而散：「一百塊美金！我真是氣極了，他竟然開出這種不合行情的價錢。我突然有股衝動想把桌上那盤蜜餞砸到他臉上。」哪知峰迴路轉，葉文德因父親墳墓被毀向作者訴苦，開啟兩人深談契機，最後作者更決

定以這位村書記的個人生命史為主線，織連《林村的故事》。   　　上述過程生動地描摹在本書開篇，使我們立刻意識到，這是一本不尋常的民族誌──作者將不會隱身在故事背後，僅以旁白式的畫外音，進行分析解釋；反之，作者讓自己也成為故事中的要角。   　　《林村的故事》以作者和葉文德一問一答的對話形式推展，徐徐揭示林村自一九四九年後所受的衝擊與回應；由於筆調流暢，情節曲折，令人似在讀小說，常被譽為不只是扎實的學術研究，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甫出版就成為經典。   　　第二版增補了作者於一九九六年回訪時的觀察。此時葉書記五十開外，村子在其領導下欣欣向榮，他本人事業也很成功，但心中茫然卻

日益增多，開始流連在村外的卡拉OK飯店，唱舊時革命歌曲尋求安慰。   　　本書為最新的第三版，作者將二○一五年重訪林村的感想補寫一章，以期讀者體會當前中國改變的速度和趨勢。已富裕到全村四百多戶至少有十戶財產超過人民幣一億的林村，其未來有無隱憂？卸下了書記職務的葉文德，現況又如何？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林村，仍是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的當代中國縮影。  

辦公室話機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聊天機器人機制融入英語數位學習之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型分析

為了解決辦公室話機的問題，作者周詩雅 這樣論述：

隨著數位學習時代的進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逐漸趨於成熟且多元，透過網際網路在平台中提供使用者各種交流與互動，為資訊分享達到聯繫、學習的目的。學習方式的改變，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課程講述而是與生活接軌，學習者為學習中心的教學方式，也為當今教育改革的主軸。這也顯示隨著知識經濟下與後疫情時代數位服務的需求增加，在創新科技推動模式從「技術導向」轉為重視「需求導向」，面對未來環境中借重科技學習的趨勢，以及對於新媒介科技使用，所需要建立的關鍵核心素養為之重要。近年來AI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的進步，自科技大廠紛紛宣布開放Chatbot API後，已發展出不同的應用，教育型聊天機器人在教育界中作為學習者在娛樂、

語言學習、及教學上的工具，已有實際案例，卻缺乏相關文獻以了解背後之歸因。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數位工具導入英語數位學習之應用，應用聊天機器人之多媒體形式互動的學習歷程，了解學習過程中的自我學習的態度與動機，以期能對學習者有利與幫助學習。研究透過使用者測試、訪談、分析回饋，納入互動相關概念，也利用問卷調查班級學生共29位，與2位專家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並搜集7位學習者的使用者訪談回饋與觀察後，整理出實際使用行為與回饋。研究結果發現，數位工具導入英語數位學習之應用對使用者行為與回饋上有正向的影響，而分群為高低成就學生，兩者間在系統特性上都一致認同聊天機器人具有互動性，而差異在於學習高成就的學習者較重視系

統特性的持續性與反覆性，學習低成就的學習者則是重視系統特性的鼓勵與回應。而在教材特性回饋上，學習者會因為與生活的想像連結、課外補充而加以使用；最後學習者認為使用聊天機器人更能夠完成複習跟精進英語，進一步加強學習與補充課外知識為之重要。

再見，烏斯曼：Made in Italy 背後的剝削和種族隔離

為了解決辦公室話機的問題，作者白曉紅 這樣論述：

　　二〇一三年，塞內加爾橄欖採收工烏斯曼．迪亞羅在西西里島的農園中因瓦斯鋼瓶爆炸喪命，時年不過二十六歲。身為非洲移工的他，幾乎無人弔唁，彷彿刻意被遺忘。然而，烏斯曼的人生際遇和悲劇之死並非罕事。 　　今日，義大利各地農園皆有非洲移工的身影，幫助義大利成為歐洲數一數二大的蔬果出口國。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重創移工的母國，迫使他們不得不到海外尋求更好的機會，但僥倖航渡地中海並抵達歐洲的人，卻發現自己在當地遭司法打壓、被社會邊緣化、與當地社群隔絕，並遭到無情剝削。數十年來，義大利各政黨政府皆採反對移民的政策，讓一名又一名移工深陷「非人」的生活及工作環境，雖是「義大利製造」背後的隱形推手，社會卻對這

些受苦受難者視而不見，絕口不談他們的處境，保持一貫緘默，彷彿是不配為人的他者。 　　《再見，烏斯曼》講述的是義大利移工的故事，既是要致敬跨越國境、設法改變自身和家人命運的移工，也希望揭露歐洲將非洲移民置於最底端，無情的剝削、壓榨移工，構築出繁華且罪惡的巴比倫城。 　　「在歐洲的敘事觀點中，歐洲白人一向是掌握話語權的人，負責手持紙筆觀察與記錄。他們所觀察的對象將獲得機會發聲，但發出的是遭過濾的聲音，表達的是遭淡化的不滿，所經歷的一切都會被審查把關，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長期以來，移民都是被他人談論、書寫，彷彿他們幾乎沒有能動性，也彷彿他們無力塑造自己的命運。在最佳情境之下，在遷徙旅程中活下

來並克服一國又一國邊界的移民，會在難民受到歡迎（"refugees welcome"）的敘述中，得到「獲救者」的名號。不管這些人遭歸類為難民或移民，他們的故事仍是白人的故事。」——白曉紅 本書特色 　　•我們還得受苦多久？——直面「義大利製造」的幕後真相 　　•以非洲移工的生命故事，探究歐洲如何創造出一個個「必要棄兒」，同時揭露歐洲大多財富其實是來自極其醜陋且嚴重的剝削壓榨。 各界好評 　　「白曉紅簡直無所畏懼。她除了揭露歐洲土地上的移工如何遭到剝削，處境如何絕望，也提醒我們，只要人們願意共同挺身為權利而戰，希望就仍然存在。這本書讓我潸然淚下，真是一本充滿勇氣的作品。」－－班傑明．傑凡

尼亞（Benjamin Zephaniah），英國作家、詩人 　　「觀察敏銳，見解深刻，澈底揭穿我們食物產業鏈中根深蒂固的剝削和種族歧視。這本書從移工的視角出發，凸顯義大利對於移民遭遇危險及不人道待遇一事置若罔聞，形同共犯。書中的大小教訓適用每個歐盟國家。想為移民爭取權利者不可不讀。」－－敏妮．拉曼（Minnie Rahman），英國移民福利聯合會（Joint Council for the Welfare of Immigrants）公共事務暨活動企劃經理 　　「來自世上數一數二優秀記者的重要報導故事。白曉紅揭開了歐洲『移民危機』背後的隱藏真相：西西里島和卡拉布里亞的非洲移工遭無情剝削，

深陷系統性種族歧視。」－－馬修．卡爾（Matthew Carr），Fortress Europe: Inside the War Against Immigration一書作者 　　「《再見，烏斯曼》揭露了種族暴力以及廉價勞動力所需付出的人類成本。非洲移工幫忙採摘我們的橄欖、番茄和柑橘，這本書迫使我們直面他們的掙扎、堅韌精神和日常成就。相當啟發人心－－學習、反抗、採取行動！」－－布利琪．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遷徙暨流動研究中心主任、Us and Them?: The Dangerous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s一書

作者   作者簡介 白曉紅（Hsiao-Hung Pai） 　　旅英記者，其著作《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 曾入圍英國歐威爾書獎（Orwell Prize），並改撰為中文版的《隱形生產線》；另著有《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於二〇一三年獲頒英國「前衛圖書獎」（Bread & Roses Award），《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和《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 譯者簡介 吳侑達 　　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

組畢。翻譯出得去，稿費進得來，生活過得下去。 　　信箱：[email protected]   緒論 前言 緘默法則 一、橄欖產區 二、打造巴比倫 三、火災和模範工人 四、進出收容營 五、年輕勞動力和「融入社會」 六、卡拉布里亞的採收季 七、貝琪和「融入社會」之村莊 八、「只要敢夢，就辦得到」 九、驅逐 十、五星運動黨和小鎮之惡 十一、薩爾維尼和種族主義凶手 十二、「部長，告訴我，你會想住在這種地方嗎？」 十三、橄欖季再臨 十四、眼不見為淨 十五、滿月 十六、在卡拉布里亞的帳篷城度冬 十七、採收季結束 十八、「融入社會」與種族隔離 十九、周而復始的拆遷與重建貧民窟

二十、「我們還得受苦多久？」 後記 參考書目 致謝   緒論 　　在我動筆的此刻，時間是二〇二〇年三月底，一個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正在多國傳播肆虐，而且尚無疫苗或有效療法可以因應。儘管義大利的死亡率居歐洲之冠，甚至超越中國，但其他國家也緊追在後。幾週以來，我們這些工作屬內勤性質的歐洲人得以收拾辦公室返家工作，但緊急服務機構和其他重要產業的從業人員可沒辦法在自家客廳上工。舉凡醫生、護士、救護車司機、醫務輔助人員、藥師、照護人員和老師，還有餐飲業者、清潔工、倉儲從業人員、環保衛生人員、乳品從業人員、屠宰加工從業人員、漁工、鳥蛤採摘人員、蔬果採摘人員，以及一般食品配給人員，都無法透過保持社交距

離和自我隔離來打這場「抗疫之戰」（這是英國首相強森最愛用的敘述方式）。 　　也許，只是也許，當我們擺脫這場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會更意識到白曉紅筆下針對苦痛的「緘默法則」是怎麼一回事，而更關注生活在歐洲廢棄農舍和棚屋兼帳篷的人類同胞。據估有四十萬五千名在義大利田野間工作的難民，受困於設計來抹除他們存在的準法律系統，只希望圖個「眼不見為淨」。他們的處境相當惡劣，根據列斯伏斯島目前的狀況來看，身在西西里島等地的非洲人，以及多位協助照護的醫師，可能很快就會遭到極右團體汙名化為新冠肺炎的帶原者。 　　在農產品生產分銷領域，全球化早已打開了全世界的食品市場，但作為義大利食品供應鏈關鍵人物的蔬果摘採工人卻

彷彿隱形了一般，原因是義大利政府不斷「將他們推至地下，稀釋其存在感」。這些工人在義大利摘採蘆筍、柑橘、葡萄、橄欖和番茄（後兩者分別稱為「黑金」和「紅金」）。在「義大利製造」的語境中，製造產品的其實不再是義大利人（他們本身也曾是移民），主要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後殖民主體－－往往是為了逃離利比亞的折磨、強迫勞動和拘留，冒著極大風險橫跨地中海。這些非洲人並不是大眾眼中的入侵者或行乞者，而是很多我們這些「定居此地」的歐洲人難以想像的勇敢男女，而且擅於應變且聰明無比。他們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加諸予母國的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計畫、氣候變遷，以及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公共支出與服務削減，不得不離開家

鄉，離開塞內加爾、奈及利亞、甘比亞，或是馬利。這些人為了家人福祉，被迫犧牲自己，在其他地方尋求生計。 　　不過這些犧牲換來了什麼回報呢？歐洲非但不重視這些人對社會的貢獻，反而通過各種法律和政策，設法剝奪他們身而為人的權利。他們除了行動受限，只能待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業空間，集體成了田野中的無家可歸者，也往往無法進入其他行業，因為如此一來就會與義大利社會接觸。「他們是農地裡的工人，店鋪裡的消費者，僅此而已。」白曉紅如此寫道，強而有力地紀錄下義大利農工的生活，令人為之屏息。她或許刻意抑制憤怒情緒，但她寫到「沒有當地人會直視穆罕默德的雙眼，彷彿他是一具沒有靈魂的空殼」時，那股怒意隱約可見。 　　這個

體系所採行的第一步，是將移民關入庇護中心並鎖入居留許可系統。後者是專門設計來實施經濟剝削和種族排除的系統，可說是某種「精心設計的體制暴力」。在這裡，住屋問題（或更確切地說，缺乏住屋的問題）是維繫這種極度剝削條件的關鍵工具：在移民法營造的矛盾世界中，移民若要得到工作契約，必須要有居留證，但要得到居留證，他們首先需要一個居住地址。無論是國際法，還是義大利本身的憲法，對義大利似乎都毫無管轄權。一九四八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和一九六六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都承認，為自己和家人尋求適足居住屬人權範疇。二〇〇一年修訂的義大利憲法也認可，住屋是人類尊嚴的核心構成要件，國家應最低限度

地提供住房。 　　在新冠肺炎的脈絡下來看，儘管時常有人會說這場抗疫之戰是「人人生死與共」，但某些族群缺乏住屋的問題，或許預示著接下來情況會更加惡劣。在過去，瘟疫和傳染病降臨後，大饑荒往往隨之而來。雖然我們今天並不預期會發生規模龐大的災難，但新冠肺炎其實已導致食物稀缺的問題。在我動筆寫作的倫敦，此刻已有好幾間緊急食品援助慈善機構因為無法補足糧食存量，就算越來越多的人前來尋求協助，仍不得不暫停營運。富人或許會受到病毒侵襲，可是他們的住處遠離遭邊緣化的族群，完全不曉得住在帳篷和棚屋是什麼感覺，也不知道每天要對抗饑餓、失溫和流離失所並存活下去是什麼意思。如同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喬治．阿甘本（Gior

gio Agamben）所言，早在納粹大屠殺之前，就有人被迫住在難民營，過著性命宛如螻蟻、容易早死且面臨國家體制殺人的命運。 　　嫻熟歐盟政策的白曉紅當然很清楚義大利如何對待農業移工，也瞭解法律如何在現場剝削這些人－－無論是歐洲或全世界皆然。西班牙太陽海岸（Costa del Sol）的塑膠溫室供應番茄、小黃瓜和辣椒等作物給多家超市，每年產值二十億歐元，但扛起這些勞務的卻是摩洛哥、西非和東歐的移工。在美國加州，來自墨西哥瓦哈卡山村的米斯特克（Mixteco）移工不僅確保美國消費者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草莓，也為Driscoll’s和沃爾瑪（Walmart）等大型產銷商獲得驚人利潤。以色列在一九八七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也限制巴勒斯坦移工的數量，轉而尋求泰國西部省分的工人來種植各式蔬果、種子、植物和農田作物。沒多久，當地就有令人不安的「夜間猝死症候群」報導出現，極可能是因為這些工人長期未休息，最終導致熱衰竭和中暑。視角轉到澳洲的昆士蘭，來自九個太平洋島國和東帝汶的柑橘採摘移工同樣受到極為惡劣的對待，甚至有人將其比喻為十九世紀的「騙人為奴」（blackbirding）。當時，貿易商人將六萬兩千多名南島民族運送到澳洲大陸充當「糖奴」。 　　但是義大利的情況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這種基於種族的極度剝削措施，反映了義大利的殖民與法西斯過往，還有對這段歷史的否認與抗拒。 　　十九世紀中葉，現

今稱為「義大利」的半島上有許多城邦、共和國和其他獨立實體，其中有些隸屬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義大利王國直到一八六一年才正式成立。綜觀眾多掠奪非洲資源的歐洲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當時的義大利處於落後態勢，急於迎頭趕上，因此其國族認同從一開始就與獲得殖民地有緊密關係。義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便表示他「贊成義大利將自身卸除的奴役鎖鏈加諸予非洲人」。如此一來，義大利將殖民非洲部分地區視作與歷史的交會，旨在重現羅馬帝國的光榮。義國的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後來更將殖民領地稱為「義屬東非」。十九世紀末，義大利吞併厄利垂亞和索馬利亞，並

與利比亞展開漫長且血腥的戰爭，最終在一九一二年征服對方（利比亞被視作義大利的「第四海岸」）。義大利視一八九六年在阿杜瓦戰役（Battle of Adwa）敗給衣索比亞為奇恥大辱，所以法西斯時期再次侵占衣索比亞，確立自身強勢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後，許多義大利戰犯僥倖逃過法律制裁，原因在於英國在聯合國戰罪調查委員會玩了兩面手法，確保墨索里尼軍隊在衣索比亞犯下的罪行獲判為現代戰爭的可接受作為。 　　義大利過去犯下的殖民罪、所帶來的恐怖統治及大規模屠殺，包括在利比亞一連串的集中營監禁並殺害者（藉由餓死和疾病），至少有八萬人，並且以毒氣轟炸利國城市，導致無數死傷。另外，義大利在一九三六年入侵衣索比

亞時，也動用兩百二十公斤的芥子毒氣攻擊該國的村莊和紅十字會營地。衣索比亞帝國的流亡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出席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時，敘述義國如何將芥子毒氣安裝在飛機上，以便讓毒氣擴散至廣大地區，形成「永無止境的死亡之雨」。在衣索比亞的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義屬東非總督格拉齊亞尼（Rodolfo Graziani）因為遭刺未遂，憤而派出配備槍械、炸彈和火焰噴射器的黑衫軍大肆屠殺，三天下來至少死了一萬九千人，但也有人估計死了三萬名男女老少。 　　儘管墨索里尼在非洲犯下人盡皆知的罪刑，最後卻沒有真正受到制裁。諷刺的是，二

〇〇八年，時任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跟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Gaddafi）簽訂合作條約，付給對方五十億美元作為過去軍事占領的補償金，而利比亞必須設法打擊國內的非法移民，並且促進投資義大利企業。如此一來，義大利成了利比亞在酷刑虐待等人權迫害上的共犯，也助長歐盟在地中海地區所實施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 　　《再見，烏斯曼》詳實生動地講述了抵達義大利的非洲人面臨何等命運－－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抵抗。正如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與貧困的採摘工人一起往西穿越塵爆區後，將自己發給《舊金山

新聞》（San Francisco News）的快電轉化為引人入勝的大作《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白曉紅也汲取自己在第一線與非洲移工相處的生活經驗，勾勒出她筆下這些義大利「必要棄兒」令人痛苦的生活全貌。 　　白曉紅是個有原則的記者、熱情敬業的人類學家、想像力媲美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叛逆社會學家，更是令人信服的真相講述者。她與移民一起生活，關注他們日常生活和各種苦難的細節。她是出色的編織工，以故事為經，以政治分析為緯。《再見，烏斯曼》揭開了歐洲社會作為基礎的層層謊言，迫使我們面對歐洲文明的本質，這個文明將因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流離失所的非洲

人困於一個個從屬空間，讓他們越來越容易面臨早死命運。 　　她的結論令人無所遁形：我們必須瓦解並推翻由結構性種族主義所決定的一切社會關係。   倫敦種族關係智庫機構（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主任 莉茲．費克特（Liz Fekete） 於倫敦 一、橄欖產區在烏斯曼過世時，移工已在這片地區的田野上辛勤耕耘長達十五年以上。無論這些人有沒有移民資格，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活下來，並想辦法扶持故鄉的家人。坎波貝洛的當地人早已習慣非洲面孔的男子和少年在鎮上走來晃去，但雙方鮮少有對話機會。多數當地人會跟這些「黑人」保持距離，即便是不得不互動的時候，譬如在店裡充值行動電話卡，或是

在超市採購食物，也總是能免則免。他們將這些非洲移工拒斥在市鎮邊沿的營地，眼不見為淨，創造出一個經濟、社會、文化及情感上的飛地。市鎮本身和非洲移工居住的「貧民區」的權力關係顯而易見。正如華康德所言：「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鎮民）為他們（外來者、黑人）訂定規則和制定計畫。」這個權力關係意味著荒涼廢棄的移工營地與市鎮之間涇渭分明，一如華康德首次看到芝加哥貧民區時的反應：「我記得自己心想：這裡就像是貝魯特（Beirut），或是二戰後的德勒斯登（Dresden）。』坎波貝洛的當地居民不清楚移工營地的日常，也不曉得這些非洲移工在工作中會遇到什麼事，即便是烏斯曼過世的那天，鎮民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隨著資訊越

來越多，大家才發現烏斯曼並不算是所謂的非法偷渡客。他除了已獲得身分文件，雇主還特地給他這間廢棄農舍居住。儘管農舍看來破敗，但在室內擁有一席之地，跟露宿田野就是等級不同。在其他移工口中，那是「老闆的房子」。烏斯曼在這座橄欖園失去性命，因此也是該園主人的責任，是老闆的責任。即使在烏斯曼死後，坎波貝洛的鎮民也沒有為他做任何事，反倒是西西里島其他地方的塞內加爾人專程來到坎波貝洛展現團結之情，並針對造成烏斯曼不幸死亡的居住環境發起抗議。此外，巴勒莫反種族主義論壇（Palermo Anti-Racist Forum）的社運人士也安排將烏斯曼的遺體送回給在塞內加爾的家人；其他來自特拉帕尼省（Trapani）

的協會和非政府組織，同樣到坎波貝洛協助揭發導致烏斯曼死亡的背景脈絡。

領導者因素如何影響東協國家對中、美的外交政策選擇？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個案研究

為了解決辦公室話機的問題，作者戴正勛 這樣論述：

隨著中國於2001年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其雄厚經濟實力也在國際舞臺嶄露頭角，而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更提供趕超美國的機會，因此中國便挾著強大的經濟動能進軍東南亞地區，積極擴展區域影響力。另一方面，東協國家想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美國也想重新取回區域主導權，因此東協國家、中國、美國三邊關係便以「貿易依賴」為起點，開始轉動並發生變化。承前背景，本論文研究問題為：檢視貿易依賴對東協國家的中美政策選擇有何影響力，同時探討當貿易依賴較不明顯時，國家如何選擇抗衡或扈從的策略。既有文獻分別認為「貿易依賴」與「其他因素」會對政策取向造成影響，但文獻內容的深度及廣度均有所不足。故以此為基礎，

在運用「貿易依賴」對東協十國進行區分後，進一步導入「領導者變換」因素進行分析，同時帶出本論文論點。本論文結合「貿易依賴」與「政策取向」建構出三種不同的類型：（1）對中國高度依賴，對美國低度依賴：傾向「扈從中國」，包含：緬甸、寮國、汶萊；（2）對中國高度依賴，對美國中高度依賴：傾向「避險策略」，包含：柬埔寨、泰國、越南、新加坡；（3）對中美貿易依賴對其經濟重要性較小的國家：外交政策傾向難以劃分，故導入「LRT分析框架」與「領導者變換」因素進行國家個案研究，包含：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大抵在「避險策略」框架下調整政策。印尼方面，梅嘉娃蒂至佐科威時期從「經濟務實主義」向「羈絆

/制度制衡」發展，最後走向「優勢阻絕」；馬來西亞方面，馬哈迪首任至次任時期從「複合交往」向「經濟務實主義」發展，最後走向「羈絆/制度制衡」；菲律賓方面，阿羅約至杜特蒂時期從「經濟務實主義」向「間接制衡」發展，最後倒退至「有限扈從」。而這也印證本論文論點：當「結構性因素」明顯時，「領導者變換」對中美政策影響較不明顯；當「結構性因素」不明顯時，「領導者變換」對中美政策影響力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