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監聽line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論新媒體時代於刑事訴訟上對具新聞從業人員身分證人調查之研究

為了解決警察監聽line的問題，作者邱能毅 這樣論述：

在民主國家當中，新聞媒體普遍認為是所謂的「第四權」，除了一般的訊息報導外，監督政府、挑戰弊端也是新聞媒體應該進行的事項，因此新聞自由在不少國家的憲法上亦受憲法之保障，如美國、日本及德國，這已是目前的普世價值。然而正因為新聞媒體具有上述特性，讓訊息提供者不論是出於什麼目的將消息透漏給新聞媒體，他們都應當享有不用擔心洩露其身份的保障，才會有意願進一步提供資訊，所以倘若新聞記者能夠貫徹其職業義務對消息來源的保密，才能確保自由資訊的流通。這是除了讓新聞媒體具有「第四權」的實質功用外，也能夠讓表達意見的自由能夠更加完善的發揮。而在這個逐漸走向網路化的現代社會中，新媒體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各種傳統媒體也

紛紛加入新媒體應用的行列當中，然而在以往的傳統媒體年代裡，對於記者保護秘密消息來源的情況並未有任何明文化規定，僅止於「默契」及「尊重」作為依據，因此常陷入是否能夠主張保密而拒絕透漏消息只能淪落到求神問卜的窘境，到了新媒體應用的時代中，現行法規對於新媒體的應用狀況多為見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的迷霧當中，那新媒體記者在拒絕透漏消息來源的情況下，將不會有太大的改善，甚至是有可能面臨更艱困的情況。本文認為，現代媒體記者當今的困境除了法規不完善以外，對於其素質以及定義分界線亦有越來越模糊的趨勢，最初美國在審查時white大法官就基於「倘若給予拒絕證言權，其範圍不單是媒體記者，就連小說家、學術工作者甚至只是

一般人都有可能成為保障的對象」為由而否定了記者拒絕證言權，足以顯見媒體記者在分界上的困難之處。因此本先就傳統媒體記者的特質以及區別標準應如何區分媒體記者進行闡釋，以此來獲得主張拒絕證言權的正當性，再就其案件樣態來決定，讓程序主體裁量是否應該給予其拒絕證言權，最後再依照上述判定標準來決定新媒體記者是否得之拒絕證言權。

公共場所人臉辨識技術運用於刑事偵查之研究──以隱私合理期待為中心

為了解決警察監聽line的問題，作者吳維雅 這樣論述：

人臉辨識技術（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以下簡稱FRT）在台灣於警務執法應用上，已相當普遍，但卻無一套規範，供執法機關作為執行依據；而司法者在現行法體系的解釋下，對於FRT之執法應用所應權衡之社會安全與隱私保護價值，因尚無此類案件繫屬於法院，故針對警方運用FRT為偵查工具之適法性判斷，恐仍欠缺相關意識。而FRT之運用，涉及個人高度隱私期待利益，有建立規範保護之必要，但究竟如何規範始為妥適？個人隱私利益與科技偵查技術發展之間孰輕孰重？如何權衡？個人得否抗衡國家執法機關以FRT配合其他政府資料庫的資訊使用於刑事案件辨識查找確認人別？國家機關是否得施以無合理嫌疑（

Reasonable Suspicion）或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之FRT監控？當國家偵查技術之精進發展，有助打擊犯罪，維護社會安全，但當偵查技術之發展與個人隱私保護利益發生巨大衝突，司法機關應如何取捨？如何調和此兩種利益？上述問題在FRT已大量使用於警務系統之我國，未見系統性探討與提出解決方案。本研究擬針對上述問題提出若干可供思考的論述方向。承上，本文擬嘗試以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以下簡稱「美憲增修第四條」）演繹出的實務判解為框架，於第一章先說明本文研究動機、目的、範圍、限制、研究方法與鋪陳架構；第二章就FRT相關的技術原理以及廣泛使用下可能產生的隱憂，作一簡要說明；

第三章就美憲增修第四條下有關搜索（Search）的理論發展及規範內容作一概述；第四章係針對有關執法部門在公共場所取用FRT所得之人臉資料，藉此得知個人身分及位置資訊等作為，配合相關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下簡稱「聯邦最高法院」）及下級法院有關判例、判決為說明，試圖建構出FRT執法應用在憲法適法性的定位探討，並初嘗從社會學理論之觀點，探尋合理隱私期待的界線與範圍，復探求制憲者於修訂美憲增修第四條時的意圖，以為認定合理隱私期待的一些指引方針；第五章提出包括華盛頓州州法、華盛頓州轄區內的金郡自治條例，以及國會審議中的相關聯邦法案（草案），規範有關政府部門使用FRT的相關內容作分析比較；第六章由探討FRT

的使用在我國現行法制下的適用可能性，藉此檢視現行法欠缺之現狀，說明建立制度規範的必要性，再以前開比較法作為基礎，提供可行的立法參考方向，並以從事司法實務的角度，對偵查目的下以FRT取用人臉影像資料，在解釋論上提出可能的解方；第七章則係針對本文提出結論，並期許在不久未來，偵查目的下的FRT取用，相關的法律規範能夠儘速完善建制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