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伴唱機比較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論我國著作權集管團體組織之良善治理

為了解決行動伴唱機比較的問題，作者林涑淨 這樣論述：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簡稱為「集管團體」）作為著作權利人與著作利用人之間的橋樑，協助管理著作與授權等事務，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簡稱為「集管條例」）為集管團體之相關立法，作為其設立、權利義務、監督輔導之運行依據，目的在於創設一個健全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環境，藉由較低之管理與授權成本，幫助權利人獲得權利金、利用人有便捷的授權管道及公眾得以接觸更多、更廣之著作，進而提升整體社會文化發展。然自集管條例修正以降，實務上不斷衍生諸多爭議以致悖離立法原意，權利人、利用人、集管團體所構成之三面關係，該各段關係所生之權利義務容易由於地位不對等、雙方利益衝突、法規範缺失等原因而產生問題，導致整體的管理制度發

生不協調及運作效率欠佳。因此可謂集管團體、利用人與著作權利人三方乃立於互利卻又帶有衝突色彩之依存與矛盾處境。本文觀察到目前已有不少文獻在不更動現行的集管條例規範框架下，針對集管團體因業務、財務重大違失等公信力不足之種種個別問題，提出幅度較小的修正建議，惟少見關於較為全面性探討整體法制與營運之研究，故本文欲將研究內容著重於該缺漏，將之補足，以突破現有框架。透過大幅更易現有制度，翻轉集管團體角色定位之作法，以及將公司法「公司治理」觀念運用於集管團體運作改善之良善治理計策，希冀藉此為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番新氣象，同時一併作為集管條例修法10年之總檢討。

「演歌」在台灣的發展與變遷 ―透過「演歌」愛好者的調查

為了解決行動伴唱機比較的問題，作者黃玲娥 這樣論述：

「演歌」是「演說歌」的簡稱，原是明治時期用來對政治的批判的歌曲，之後於1960年代是被人工創造出來的一個傳統。台灣於戰後國民黨政府推行國語運動，強行禁止方言，唱片業界只好將日語歌曲填上台語歌詞，如此「日歌台唱」的翻唱作法以1960年代最盛。本省籍日語世代因為卡拉OK伴唱機的來台，終於可以唱到原汁原味的「演歌」；而「演歌」也因為卡拉OK伴唱機才得以深植台灣。 本研究透過非日語世代成為「演歌」愛好者的現象來探討二個世代之文化內涵。接受過二個外來政權統治的本省籍日語世代，在後來國民政府的政策及文化上之差別概念下，呈現一種來自外來政權下的自卑感，而這個自卑感隨著日本戰後的經濟崛起才得到部

份的出口及救贖，然而完全的救贖則是在解嚴後的本土意識抬頭才真正地消解。解嚴後的本土意識抬頭使他們奮力地重申自身的修養來自「日本精神」的教育，而這樣的精神必須傳承給下一代，「演歌」便是「日本精神」傳承的一部份。具有轉音及抖音特色的日本「演歌」經由日語世代傳遞至非日語世代。 非日語世代在戰後的台灣有著多元的家庭背景及其所衍生的文化觀。特別是戰後加入了來自中國大陸的軍民，而形成所謂本省人及外省人，乃至原住民的區別。本文在進行「演歌」愛好者的訪談中發現不同省籍的同世代卻有著十分相異的日本文化觀，而這些文化觀卻也影響了他們對「演歌」的觀感。從這一些調查中發現，「演歌」的愛好者雖然也同樣接受了國民黨

的歷史教育，但他們的日本文化觀卻跨越了學校教育，直接承襲並連結至原生家庭的情感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