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異動通知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效能評估之研究

為了解決職務異動通知的問題，作者郭家華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究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效能，分析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效能中須改進的項目，再探究其工作效能表現度低於重要性的原因。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法，先以臺灣公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以自編問卷蒐集量化資料，回收有效問卷851份。其後再以立意取樣選取四位教保服務人員為對象，以訪談法進行質性資料之蒐集。研究結果如下：1.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效能屬於良好程度。2.不同背景變項之教保服務人員在工作效能之差異情形（1）幼教師工作效能不因年齡、年資、學歷、職務、家人的支持度、幼兒園地區、幼兒園屬性、幼兒園規模等背景變項而有差異。（2）教保員工作效能因「年齡」、「家人的支持度」、「幼兒園地區」而有差異，

但不因其他背景變項而有差異。（3）幼教師與教保員工作效能未達顯著差異。3.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效能中重要性與表現度的關係：幼教師與教保員「優先改善」的皆為教學工作層面之項目；「次要改善」的項目包含教學與行政工作；「繼續保持」的項目大多為保育工作；「供過於求」的皆為行政工作層面之項目。4.教保服務人員工作效能表現度低於重要性的原因，包括：職前教育、園長領導、同事互動、親師溝通、個人特質與健康、專業能力、薪資福利、城鄉差距、甄試制度。

日治台灣警察與現代生活秩序的形塑：以違警罪的即決為中心

為了解決職務異動通知的問題，作者吳俊瑩 這樣論述：

本論文探討日治時期的違警罪如何透過警察與即決程序型塑現代生活秩序。違警罪是與庶民生活關係最為密切，基於對文明生活秩序的想像所設定的規範。違警罪所規範的並非惡性重大的犯罪行為，而是對於文明進步生活的想定，是以個人作為現代法律生活的主體，就身體的外顯行為；人與人的交往方式；個人與集體人群社會的互動；人與公、私空間的關係；人在空間中的交通移動；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等面向，透過禁止與處罰手段建立文明與理性的生活秩序。違警罪最初由日本人引進台灣時，是以法定刑為拘留或科料（小額罰金）的違法行為來界定其範疇，實體規範散落於舊刑法違警罪、地方縣廳的「違警罪目」，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種行政管制規則，內容包羅萬象，並搭

配即決制度而得由警察告發、處罰。1908年因日本新刑法施行所帶來的法制變動，台灣總督府制定了「台灣違警例」之後，違警罪的概念與範疇向「台灣違警例」收斂，該法的規範內容有承襲自殖民母國的原型，以及針對台灣在地統治問題所設定的規範。台灣的警察採分散式配置並維持高密度警力下，警察的可見性高，加上常態性巡邏與專案行動，違警罪取締強度雖有地域上的差異，整體而言具備深入都市與非都市民眾的日常生活的結構條件。從違警罪即決的趨勢來看，當平地治安獲得控制後，1901年起違警罪取締件數隨即攀升，除1910年代前半略有下降，取締強度持續成長，於1936年達到高峰，且台灣對違警罪的取締強度比日本本土及朝鮮都來的高。違

警罪是透過警察與即決手段，以禁止而非誘導性的方式推動現代生活方式，但在殖民的情境下，警察對違警罪的解釋適用、執行上不乏濫權的情況，此從當事人不服即決向法院聲請正式裁判的分析亦能獲得印證，加上執法時不免會出現的民族差別對待，皆影響著違警罪即決的成效，只能一時性地改變人們的外在行為，尚未完全深化為內心的道德觀；不過從戰後外省人對台灣社會的外部觀察來看，經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在日常生活的公共性及衛生性，已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透過警察推動現代生活秩序有其限度與限制。「台灣違警例」規範本身不僅「規訓過頭」而帶有殖民性；在警察政治陰影的籠罩下，違警罪亦被用於展現行政權威，作為推動政務的處罰手段，並且在1

920年代以後用被來壓制台灣人的政治生活，連帶使台灣人產生反感，模糊了該法屬於現代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