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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左正東所指導 顧爾家的 剖析陸資在台灣如何被視為一個安全問題:以哥本哈根學派安全化理論分析 (2019),提出美光台北辦公室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哥本哈根學派、安全化理論、兩岸經貿、陸資。

而第二篇論文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系 陳鵬仁所指導 吳偉立的 「人民外交」的特質與侷限: 以文革前期中共與日本左派的交流為中心 (2019),提出因為有 人民外交、文化大革命、日本左派、日本共產黨、日本社會黨的重點而找出了 美光台北辦公室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美光台北辦公室,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剖析陸資在台灣如何被視為一個安全問題:以哥本哈根學派安全化理論分析

為了解決美光台北辦公室的問題,作者顧爾家 這樣論述:

  陸資、兩岸經貿議題在台灣無論是在社會還是在學界皆習慣性地被視為一個安全議題,然而卻鮮少有人嘗試理解,陸資、兩岸經貿議題在台灣為何被視為一個安全問題,以及它從何是開始被當成安全議題討論。有鑑於透過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研究可知,「安全」概念其實是由行為者主觀建構而成,同時可能存有特定的政治動機。因此,本論文嘗試藉由回顧陸資合法進入我國的歷史脈絡,理解在這段過程中,不同行為者對陸資、兩岸經貿議題的討論,同時尋找陸資、兩岸經貿如何被論述成為一個安全問題。透過研究發現,受到兩岸特殊政治關係的影響,我國因民族主義首先賦予陸資、兩岸經貿議題高度政治化的特質。隨後,則伴隨政黨政治,以及台灣認同意識型態的崛

起,使陸資、兩岸經貿議題在馬英九執政時期達到安全化的高峰,即成為具普遍共識的一個安全問題。

「人民外交」的特質與侷限: 以文革前期中共與日本左派的交流為中心

為了解決美光台北辦公室的問題,作者吳偉立 這樣論述:

中國與日本隔海相望、比鄰而居。又在亞洲及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兩國關係的研究日益重要及具有現實意義。故總結雙方交往的經驗教訓與啟示,可提供促進中日兩國發展與交流的借鑒。中共建政後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中日雙方的關係以「人民外交」特殊方式維繫。在此期間,「人民外交」的執行與內容,會隨著國際政治及雙方內政的影響,產生改變與調整。但在文革前,整個大方向仍是在累積與漸進之下的「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展現人民外交「特定對象性」、「多層性」、「可變性」等特質,但亦體現受限於國際局勢與非政府間的侷限。到了文革前期,由於中共採行革命造反的外交方式,使「人民外交」的特質除上之外,亦明確突顯「對抗代理性」、「利

益交換性」,使「人民外交」的侷限更行窄化。故中日間在整體上因「非政府」的關係,使其僅具民間或半官方間維繫交往,或敲邊鼓的功能,並無法依據此關係達到雙方邦交正常化的目標。文革前期更因滲入過多的意識形態與對抗情緒,使「人民外交」進退失據而脫離現實面。準此以觀,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人民外交」因「非政府性」及政治掛帥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干擾,而有所限制,使其功能與執行產生侷限性,而決定雙方關係交流的最大因素,仍是以美國為主的國際情勢及雙方內政的變化。本研究即從歷史的廢墟中,將文革前期中共與日本左派間的關係互動拾起,反映當時中日「人民外交」的特質與侷限,並連結鑲嵌至整體「人民外交」的脈絡,以成為相關研究成果

發現。亦填補這段因政治和個人情感因素,而漠視與失落的斷裂歷史空間,使這特殊時期的特殊關係面貌趨於清晰與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