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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奪路：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為了解決素材王的問題，作者王鼎鈞 這樣論述：

　　★耗費十三年書寫，大跨度地調動時空、融合個人經驗與時代全景，描寫國共內戰時期，天下已亂之況。 　　戰爭年代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意寫成控訴、吶喊而已，控訴、吶喊、絕望、痛恨、不能發現人生的精采。憤怒出詩人，但是詩人未必一定要出憤怒，他要把憤怒、傷心、悔恨蒸餾了，昇華了，人生的精采才呈現出來，生活原材變成文學素材。──王鼎鈞 　　內戰四年，千萬顆人頭落地，千萬個家庭生離死別， 　　看見多少瘋狂，多少憔悴，多少犧牲，多少殘毁…… 　　戰爭年代的經驗雖然痛苦，但不是吶喊、控訴、絕望或痛恨。 　　耗費十三年撰寫與修改，《關山奪路》描寫出國共內戰時期，天下已亂之況。 　　國軍有國軍的說法，共

軍有共軍的紀錄。然而雙方皆有如走馬燈，去了又來，來了又去。 　　世事有遠因近果，表象與內幕，偶然及必然，真誠偽裝交雜，最重要的是，藉個人離亂的遭遇，顯現火燄山似的戰爭年代，從悲痛中認識人性。 得獎紀錄 　　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 　　歷史嘉年華歷史書寫者致敬奬 　　在場主義㪚文獎（與許知遠合得） 　　新浪網年度好書 　　廣州南方都市報年度好書 　　光明日報光明好書榜 　　北京新京報年度好書 　　人民日報年度好書 　　華語傳媒大奨提名第一名 　　入選深圳各媒體合辦十大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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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司法官員的法律秩序觀－－以法典行用與斷案場域為中心

為了解決素材王的問題，作者楊曉宜 這樣論述：

本文主題為唐代司法官員的法律秩序觀，透過「法典行用」與「斷案場域」為分析視角。所謂「法律秩序觀」，乃指法典體系下的理想秩序、斷案場域與「法」的運用、司法官員的法律見解與變通性。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與概況。第二章「法典呈現的法律秩序觀」，闡明唐代法典的編纂與頒行，以唐律之篇章安排為主軸，討論國家統治藍圖如何呈現在法典上。唐代法律權威之始為唐高祖頒行《武德律令》，「寬減」與「取其便」的法律思維貫穿整部法典，並確立「律令格式」的法典體系。在面對不同時局的變動與困境之下，各朝皇帝也必須在法典內部作調整與刪修，刪修法典意味著唐代統治者對於法典落實的重視與實用性。 在探討唐代法典的重要性

與時代背景之後，試圖從法典建構的法律秩序觀轉向司法官員，集中於司法官員在懂法、學法、用法三方面所形成的法律秩序觀。第三章「唐代司法官員與法典運用」，界定司法官員的身分、法律知識的取得及運用，進而分析法典的落實面。首先，在司法官員身分方面，分成中央司法官員和地方官員兩類。所謂中央司法官員，即御史臺官員的司法監督、刑部官員掌天下法典、大理寺官員折獄詳刑。至於地方官員掌行政、司法等多項職責，如使職官員、州縣官員、州府之司法參軍與法曹、縣尉等。此外，唐代官員的法律知識背景影響到法典落實的狀況，他們結合法典內容，透過試判練習法律推理能力，並適時運用在司法審理上。司法官員必須懂法也要善用法，斷案依據除了《

唐律疏議》，也可能須參考判例或案例集，如趙仁本編撰《法例》。唐高宗時期朝廷有意頒行《法例》，但高宗否決此項提議，不願更動唐初建立的律令格式體系，呈現出法典行用上的困境，這也說明了法典之外的「法」存在的可能性。 第四章「中央司法官員的司法經驗與形象」，討論中央司法官員對於重大刑案與地方案件的態度，他們是中央依法斷案的權威代表。國家的擇才標準影響到官員司法形象的構成，強調他們必須是「公直良善」、「斷獄允當」、「法學素養」等特質，這些形象雖然是官方期待，卻使文本書寫與史實建構的過程中，形成潛移默化的效果。司法者形象的建構與他們親自處理的司法經驗有關，即平衡司法、依法論法的特點，尤以強調善用法典

的特質，並且能在皇帝、權貴與官員之間找出平衡點。此外，中央司法官員的釋冤能力亦是重點，在許多唐代司法案例中，可發現絕大數的案例都與釋冤有關，釋冤是中央司法單位與地方官府的連結，透過審覆冤案與疑案，使其權威形象得以發揮。唐代官員在司法案件處理的期待與要求，主要和帝國法律體系的建立有關，即「依法斷罪」與「取證公正」的兩個要點。「取證」變成「釋冤」的致命一擊，意即取證不公會造成冤獄；相反地，取證公正且有技巧，則能平反冤獄，獲得斷獄允當的好名聲。 第五章「地方官員的斷案場域與官民互動」，本文以《折獄龜鑑》為參考文本，也引用唐代墓誌、《太平廣記》、《兩唐書》、《唐會要》、《冊府元龜》、《大唐新語》

等史料，補充司法案例的說明。從司法案例可知唐代地方官員在處理獄訟時，他們在斷案場域中如何和人民互動，尤其是針對案件當事人、官僚部屬之間的互動關係，或曉以大義，或善用法典斷案，或敏銳的辦案能力等，皆充分展現唐代地方官員與中央司法官員的差異。在官民的法律互動中，地方官員也可藉此建立良好名聲，此名聲是符合官方與大眾的期待。地方官員多涉及民事糾紛或人倫秩序，透過合理的推論與裁決，既可適當處理司法案件，亦代表官府在地方司法實務上的成效與名聲。 綜合而言，唐代司法官員從最初法典理想秩序觀的展現，到國家編修與頒行法典，又將此法典與法律知識運用在自已身上，並在實際案例的審理過程，善用法典、依法論法、平衡

司法、剛正不阿、釋冤等。在法典、法律知識與斷案場域三者之間，唐代司法官員逐步建構其自身的法律秩序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