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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蘭性德詞選(第二版)

為了解決滅盡龍的寶玉的問題，作者納蘭性德 這樣論述：

　　《納蘭性德詞選》精選納蘭性德詞作98首，通過精細準確的注釋，解詞意、引典故，使詞作剖析得更顯立體。是次邀得梁璇筠老師撰寫導讀，讓讀者能對納蘭性德詞作有進一步的認識，從中感受詞中的多情與惆悵。

滅盡龍的寶玉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後經典時代：現代視閾中的「四大奇書」及其改寫

為了解決滅盡龍的寶玉的問題，作者黃璿璋 這樣論述：

《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詞話》在中國文學史上被譽為明代最傑出的四部小說。四部小說出版後，經明清評點家、現當代評論者的詮解，認為它們在敘事、結構、人物塑造與美學建構的優異表現皆非同時代作品可及，堪稱為「經典」之「四大奇書」。亦即，所謂「四大奇書」是小說「經典」，其實是文學史的後見之明。四部小說在文人化或經典化以前，歷「說故事」的表演、書寫、行銷、閱讀、評論等群體互動行為之生產，體現中國小說「世代累積型」的特色。四部小說早在成為「定本」以前，「故事」在不斷地「言說」與「閱讀」之間，成為了社群共同參與的文化資產。現存諸多明清古典小說「續書」，即是在續寫、翻案的改編行

為裡，反映創作者「當下」面對的價值更新與社會情境，是為一場集體的、世代相傳的，編織意義的行動。在中國現代化時期，「說故事」的傳統仍持續發生。對於「四大奇書」的現代新編，歷來學者較關注於晚清「新小說」所傳達的「啟蒙救國」，民國以後的研究卻付之闕如，泰半聚焦魯迅以來，五四新文學的「故事新編」體對古代歷史、傳說的改造發明。然而，晚清以後文人，仍仿照「新小說」的「章回體」敘事模式，持續以改寫行動思考古典名著「四大奇書」的現代轉型與文本更新，並藉由現代報刊、影戲等新媒體的傳播，獲得廣大的閱讀群眾與迴響。這批作者的身分多屬鴛鴦蝴蝶派、喜劇作家、滿洲遺民，甚至是不具名的作品。相對於以「五四」為標竿的菁英文學

家，這些經典文學史的邊緣人物，其創作往往被視為文化的「雜質」，但他們與五四「新文學」的故事新編者，同樣是在回應「現代性」中的「傳統性」，且更彰顯出一個時代整體庶民的精神面貌與價值。本文對照魯迅與五四文學以來「故事新編」體的小說發生學，並透過文學史料的重新探勘，觀察現代作家對於「四大奇書」的改編情形，嘗試打開過往經典文學史與文化史的多重視點。本文並關注晚清以後的現代作家，如何對古典小說極具代表性的「四大奇書」進行「再書寫」與「再閱讀」，於「通俗性」與「傳統性」之中言說「現代性」，並強調經典原著的符號系統，如何在全球化知識環流中被解構與重構。題中的「後經典」，即用以命名這些「經典」之後，以拆寫、重

組古典元素，使文學主題以及文化符號擴散轉化的作品。本文除對個別作家與作品進行微觀研究，探索重寫文本背後的重要形塑因子外，也宏觀式地為「四大奇書」勾勒出四種現代的閱讀軸線：歷史與狂歡、江湖與遺民、神魔與啟蒙、淫婦與烈女。此四種軸線分別是在「故事—新編」之間分屬「傳統—現代」的游移命題，亦為創作者在「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的古典故事框架中，以脈絡化或去脈絡化的方式，進而關切歷史、族裔、啟蒙與性別的策略。透過鬆動原有文本的符號內容，轉化至新的情境加以擴寫，在遊戲與油滑之中施加諷喻，這並非是一勞永逸的事業，而是一場永無止境的言說。本文即試圖在學界既有的「明清續書」、「故事新編」等研究基

礎上，將時間軸從明清擴大延伸至現當代文學與文化，嘗試勾勒一種「後經典」的敘事學／續事學。

傳統身心性命之學的探討

為了解決滅盡龍的寶玉的問題，作者南懷瑾 這樣論述：

九十高壽的南懷瑾大師與學生們的十日課程，畢生精華盡粹於斯 　　◎2008年上課錄音，今日正式整理出版，南師以近百年經歷講解修行法要，提示入門捷路。 　　◎各人修學個案研討，提醒學習重點，足堪後進借鏡參考。 　　◎再三介紹《達摩禪經》和《修行道地經》的內容和歷史，並以《楞伽經》《解深密經》《中論》《管子》等書中的精要，來說明內修外用的理論和方法。 　　中國傳統身心性命之學的探討，包括關於禪宗、道家、密宗等內容，有兩個大方向，一個是傳統文化的歷史，一個是講真修證的工夫。怎麼真正認識自己的東方文化？修證工夫究竟的重心在哪裡？開悟得道了又怎麼樣？ 　　中國文化原來的修持，最先應該是道家，然後

是禪，再後來是密宗，到現在是淨土等等，我們追求這門學問，要想想古人是怎麼修持？這也要懂歷史。 　　人類文化只有一個中心，不管宗教、哲學、科學， 　　都圍著「身心性命」四個字在轉， 　　任何學問如果與身心性命無關是不會存在的， 　　也不能叫做學問。 　　南懷瑾先生，多年來傳授修行法要，並領導實際修持， 　　到了二○○八年，已有半世紀之久。 　　這一年的南師已屆九十高齡，對諸學子的企盼，更為殷切， 　　即於八月一日開始，一連十日討論各人修學報告， 　　並以自己一生的經驗，告訴大家研究歷史文化的方向， 　　與修持的理論要點與實證路線。  

唐代墓誌書法研究

為了解決滅盡龍的寶玉的問題，作者魏猷恩 這樣論述：

墓誌是古代紀念亡者的石刻禮器，隨棺槨埋入壙中。目前統計的出土墓誌，以唐代數量居冠。墓誌除了記載誌主的譜系、生卒、行事之外，也涉及當時的社會百態，因此，唐代墓誌自然成為研究唐代史事的第一手材料。近年來古代墓葬的考古資料豐富，這些出土實物與紀錄，往往是最有力的史料證據，佐以傳統文獻，兩相對照，更能清晰地理出墓誌的起源與發展。驗後得知，墓誌在兩晉、十六國時期逐漸成型，到了南北朝時期才確立了形制。之後，隋唐繼承此制，並普及到各界，成為喪葬的必需品。唐代是中國古代的盛世，國富力強，文化燦爛，書法藝術更在書史稱冠。由於制度與風氣使然，唐代書學鼎盛，人才濟濟，名錄於冊者，為歷朝之冠，故史稱唐人無不善書。而

當中引領風騷、實具影響力者，蓋有四類身分，即掌權的君主和皇親；執行公務的官宦和士子；信奉佛道的僧侶道士與信眾；以書藝見召和抄錄文案的書待詔及書手。這四類人物是決定唐代書法走向的關鍵。歷來墓誌書法的研究方法，往往以傳統書史為經，再採幾方風格相近的墓誌，以之為緯，作為書史的旁證。本文一改慣例，廣採唐代墓誌4495方為樣本，製作資料庫，用來篩選分析唐代書法的書體、書風、書者、時代性、地域性等問題，以求證、補充書史的記載。習慣上，將墓誌書法風格的問題歸因於書者，但卻常忽略刻工也是墓誌書法的關鍵因素。書者先負責書丹，刻工才照稿接續奏刀鑿刻。書作能否忠實呈現，往往取決於刻工的技巧，所以俗稱鑿刻為二次創作。

唐人亦關注此問題，官方透過管理制度，民間則賴家學傳承，多方培養人才，以應廣大的石刻需求。查考墓誌發現，唐代刻工也多有兼善書法，甚至能文者，此亦可作為唐代書法鼎盛的證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