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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GPS探討城鄉老人的生活軌跡

為了解決星城 首 儲的問題，作者陳世倚 這樣論述：

由於民國97年7月底65歲以上高齡人口已達到10.3%，經建會預估在2030年，我國65歲以上的老人將佔20％，高齡化現象日趨嚴重之時，若要真正落實在地老化的觀點，即顯示城鄉現有的服務資源並不完善。因此選擇城市與鄉村各一個社區進行探討。台北縣代表台灣都市化程度高、社經地位高的社區，而板橋市是台北縣政府所在地，有台北捷運系統板南線經過，是縣轄市的第一大都市，甚至比部分省轄市人口還多，是典型的都市衛星城市，具有除了台北市以外的台灣都市化社區的代表；台南縣代表都市化程度較低、社經地位較低的社區，但社區居民凝聚力較高、地理範圍較小、村落較集中、老人人口比與台北市較相當、交通出入動線較多元，故選擇台南

縣西港鄉作為台灣鄉村社區的代表。故選定台北縣與台南縣。本研究於國內研究中，首次以GPS軌跡記錄為主要的分析方法，透過GPS軌跡記錄器的記錄後，瞭解老人的時間運用、活動路徑與範圍，並輔以訪談、參與觀察進而知悉受訪者的活動類型與行為。首先利用GPS軌跡記錄器，記錄城鄉老人的生活路徑，再由環境心理認知與行為、社區參與、活動與撤退理論，來探討城鄉老人的行為活動，進一步對老人進行訪談更加深入了解行為與環境的訊息，透過資料歸結分析探討課題與對策。藉由城鄉老人的生活軌跡，歸納出城鄉老人的時間運用與日常生活的路徑和活動地點，從個人時間上來看，平日與假日差異並不大，故可以說明高齡者並無假日與平日之差別，但家庭因

素對於時間上之變異影響最大；從區域上來看，鄉村的必要時間明顯高於都市。在約束時間上，兩者於時間上差異不大。自由時間上都市明顯高於鄉村甚多；若與民國93年之數據作比較，鄉村與國人生活作息較為接近。而都市明顯於必要時間上差異最大。整體上與民國93年之數據作比較，整體必要時間減少。約束時間應與現今經濟效應有關，高齡者會安排酬庸事務來做。自由時間上應與地區性有關，都市較偏向電影戲劇類型的休閒，故使整體自由時間增加。而透過對高齡者的訪談，以知悉個人的環境認知及社區參與程度上是否有所不同。而生活路徑的差異上，透過文獻整理與老人之活動型態，將老人分類為廣域型、遊走型、定點型三種類型老人，分析三種類型對實質活

動地點的程度，透過此分析後，將老人最常去的公共設施地點和運用的時間相關性，以對社區空間加以連結與改善，以符合城鄉高齡者的實質需求與應用。

唐代兩京的城市風格與居民生活圈

為了解決星城 首 儲的問題，作者林紋如 這樣論述：

唐代兩京居民的生活圈，本論文主要探討的範圍在外郭城方面，探討的方法係以史料配合長安、洛陽城坊圖落點的方式，觀察長安、洛陽居民的生活圈。關於長安居民的生活圈，綜合日本學者妹尾達彥等人的研究成果來說，長安城以朱雀門街分為東、西兩部分中，到唐代中期以後，由於大明宮與興慶宮的興建，逐漸發成街東中部以北主要為官員住宅區，街西中部以北主要為庶民、外國商人的生活區。城內靖善坊以南四坊，《唐兩京城坊考》載「東西盡郭，率無第宅。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長安城中南部居民稀少，甚至煙火不接，但街東以南曲江池附近，杜荀鶴《松窗雜記》云：「南即紫雲樓，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形成風

景遊樂區。此外，在街西沿永安渠、清明渠兩測，唐人利用渠水興建池亭園院的住宅，形成高級別墅區。 在洛陽城居民的生活圈方面，由於史料的限制，關於庶民住宅區與高級官員住宅區的分布情形，至今尚無研究成果。本論文依據商業範圍向外延伸出的部分，以及唐代官員於洛陽置宅的情況，推測洛河以北北市周圍各坊及洛河以南之南市及延洛河周圍為庶民分布區。皇城區以南，長夏門街以西部分，及南市以南地區為官員住宅分布區。同實在高級別墅住宅區方面，洛陽也和長安相同，官員及富人皆用渠水興建具觀賞、遊樂性質之住宅，主要在南市以南之渠水旁形成別墅區。 其次，有關長安和洛陽的坊市制，自唐代中期開始

漸遭破壞，侵街打牆的情況不斷發生。隨著人口的增加及商業的發展，商業的行為已擴張到各城坊中，集中市制遭到破壞。有關集中市制遭到破壞的時間，在長安和洛陽二地先後並不一致。洛陽集中市制的破壞大抵開始於武則天時期，唐代中期以後，由於帝王不再巡幸洛陽，此一方面之記載即已不見史冊，儘管史書不載，然因洛陽商業仍繁榮不墜，故不可謂洛陽自此以後即已恢復集中市制。長安城集中市制的破壞則始於唐玄宗時，此後始終無法遏止商業活動範圍的擴張。直到宋朝，集中市制完全被廢為止，唐代可謂開其先驅。 關於長安和洛陽的城市風格方面，總體而言其政治地位隨著帝王行政中心的轉換而有所變化。唐代初期，政治中心在長安，洛

陽只為陪都之一，到高宗朝漸因中央政府組織的擴大，政府官員數目的增多及兵制的改變使糧食、物資的需要量增加許多，開始帝王就食東都的情形。至則天朝則幾乎以洛陽為行政中心，這種以洛陽為重心的情況在中宗時雖一度有所變化，但到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前，帝王仍常以洛陽為行政中心。可見經濟因素影響到唐代的行政中心，洛陽作為長安穀倉而突顯出其政治、經濟的重要性。但此種狀況隨著大運河洛陽、長安間困難的解決而有所轉變，由於長安缺乏物資、糧食的問題得到疏解，加之帝國內藩鎮的割據地靠近洛陽，此後帝王不再巡幸洛陽。並且隨著長安漕運的開通，洛陽之穀倉地位也為其它城市所取代，到唐代後期，汴州代替洛陽成為南北轉輸的重要都市，洛陽之

經濟地位自此衰落。關於長安、洛陽政治重要性的轉變，參考宗室、官員於兩京置宅表中的時間即可明白。 洛陽在唐代後期，因帝王不再巡幸，政治重要性所有轉變，但洛陽仍是重要陪都。唐代後期，長安仍維持其政治、軍事上的重要地位，洛陽則轉變為政治上的分司之所。唐代官員，許多因行政失職、黨爭失利、移疾養老等因素而分司東都者，由此可知官員分司東都有被迫的，也有自願的。分司東都並不代表在政治上的永遠失利，隨著帝王的更替、朝政的變換，黨爭地位的改變，官員分司東都者有很大的機會仍可回政治中心長安，故洛陽在唐代後期雖為分司之所，但可視為官員仕途上的暫時休息站，隨時有機會回到政治的舞台中央。洛陽並且也是

兩京官員移疾養老之地，史料中許多洛陽之官職為散秩之記載，故唐代分司東都的官員中，有一部分即是因此自願求分司者。這批自願求分司的官員如白居易、蕭俛等，和以洛陽為退休置宅地的官員，在洛陽組成許多文學性的聚會，使洛陽因此和長安相比，帶有較多的文化色彩。洛陽的城市風格在唐代後期，遂轉變為較休閒、較富文化氣息之城市。 都市發展常因時代不同，而促使其功用、機能與重要性皆有所變化。並且城市內部之人、事，每分每秒都在變化，故很難具體指出某一城市，在某一時間之定位點上，其風貌即為如何。本論文嘗試透過上述之研究，希望有助於釐清長安與洛陽不同的城市風格，並透過此一探討，暸解長安與洛陽在唐朝近三百

年中居民生活圈的分布，及政治、經濟地位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