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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之影響──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例

為了解決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word的問題，作者張家維 這樣論述：

在台灣與香港，發生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均有成員面對有罪或無罪的「刑事判決」；引發本文思考，台港社會運動「法律後果」的長期制度累積，對於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以及不同階段的「抗爭週期」，有何影響。綜觀Charles Tilly提出「抗爭政治 / 政體類型理論」、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結構曲線圖」，以及譚偉強提出「政治與法律機會動員思維」；本文初步嘗試整合「政治機會結構」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關鍵要素，且藉由二個機會結構的「階層化」與「圖像化」，盼使二個理論的整合適用更具「可操作性」。另外，本文針對台港各7名與11名人士進行「菁英 / 深入訪談」，所屬領域包括議員、律

師、學者、NGO幹部、集會遊行活動發起人和參與者，藉此觀察台港「機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動情形及其影響。整體而言，台港政治體制分採「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台灣司法體系亦非如香港法院須受「人大釋法」意見拘束，彰顯二地政治與法律體系的「相異性」。惟因台港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司法獨立性」、影響本土認同的「中國因素」；警方對於集會遊行之管制，均採「申請即予許可之精神」，並以「商討式管理」作為主要的因應策略典範；另外，均有採取司法積極主義的法官、支援社會運動的義務律師與倡議團體，作為分合協力的「變革行為者」，亦呈現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影響的「相近性」。要者是，台港自2009至2019年分別有2

至3次「抗爭週期」，惟不同期間之波動程度與差異，應僅反映二地非線性的「政治環境」變遷；換言之，台港不同的政治體制，亦僅為二地社會運動鋪設了不同樣貌的背景場域。另一方面，該等政治體制因素之差異性，應僅影響抗爭訴求是否涉及「根本性政治制度議題」；而不影響台港警方在面對更高的抗爭強度等因應挑戰時，是否例外考慮採取「升級武力」策略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故本文淺認，歸納整體而言致使台港均呈現高密度社運動員之成因──亦即所共享相近的「法律機會結構」與「行為者驅力條件」，對於理解與比較二地社會運動與表現，應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結言之，台港均具備一定程度司法獨立性型塑的「關鍵前提要件」，提供了重大社會運動事件及其法

律後果，以及變革行為者共同協力的「背景場域」；進而累積建構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的「趨同性」，共同為二地不同外觀的社運動員與抗爭週期，提供主客觀上所需相近內涵的前提條件與維繫動能。

以微生物抗藥性為指標探討都市健康親水環境之設計策略

為了解決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word的問題，作者林劭均 這樣論述：

許多都市水域環境已營造為親水空間，其中卻隱藏著一些問題，而最嚴重且迫切需要改善的是水質問題。目的：本研究以微生物抗藥性為指標，藉以了解都市親水環境中之污染程度，目標為規劃出更健康安全且符合永續發展精神的都市親水環境。方法：研究中共檢測了25個開放式與封閉式的親水環境270個水樣品。採樣後，檢測水質酸鹼度，再分別塗抹於不含抗生素，以及含安必西林(ampicillin, Ap)、卡那黴素(kanamycin, Km)及四環素(tetracycline, Tc)之Luria-Bertani agar (LA)或MacConkey agar (MAC)培養基，計算菌落數量(CFU)，分析微生物抗藥型

態及抗藥菌種等，建構基礎資料。此外，亦測試不同合金樣本的抑菌效果，以及微生物在不同材質上的沾附性。結果：開放式水體中的菌量最高達79,200 CFU/ml，具抗藥性(抗Ap、Km、Tc任何一種抗生素)的菌量大多在4,000 CFU/ml以上，抗藥型態多達8種，可能與上游畜牧業污染物未經處理排放水體有關；而封閉式親水環境中具抗性的菌量大多在2,000 CFU/ml以下，或可能因較少污染物被排入水體，且水體大多有定期除污與管理。經菌種鑑定，水域中Apr,Kmr,Tcr多重抗藥性細菌包含綠膿桿菌、大腸桿菌與克雷伯式肺炎桿菌等病原菌。民眾在親水環境中與水體直接或間接接觸的機會很高，這些細菌經由口、鼻、

傷口進入人體，就可能引起感染而致病。結論：本研究依據實地調查與實驗結果，針對各水質污染程度不同的都市親水環境，分別提出設計策略與處理手段，包含建立監測機制配合設計改良，用非生物性的物質或生物製劑(如:噬菌體)去降低細菌量；淨水工程與設計手法應用；生醫材料在水域環境的應用等建議，期能降低親水環境中具抗藥性微生物之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