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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統編《語文》推薦閱讀叢書：暴風驟雨

為了解決收口 英文的問題，作者周立波 這樣論述：

《暴風驟雨》是中國土改小說的代表作。它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為解放區的優秀作品獲得表彰，並且在1951年獲史達林文學獎三等獎，由此該作以及作者周立波奠定了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此次收入“教育部統編《語文》推薦閱讀叢書”，特為中小學生課外閱讀製作，書前配有“導讀”，書後有“知識連結”，以給青少年朋友以必要閱讀指引和知識積累。 周立波（1908—1979），原名紹儀，湖南益陽人。1928年入上海勞動大學，並開始寫作。1932年因參加罷工運動而被捕。1934年出獄，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後，作為戰地記者赴華北前線。翻譯

肖洛霍夫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和基希的報告文學《秘密的中國》。 1939年任《救亡日報》編輯，並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教。1944年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1946年去東北解放區參加土改運動，後創作長篇小說《暴風驟雨》。1955年任湖南省文聯主席兼黨組書記，創作了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其作品思想深刻，筆調輕鬆幽默，具有民族傳統特色和個人風格。還著有長篇小說《鐵水奔流》、短篇小說《湘江一夜》等。 導讀 第一部 第二部 知識連結 《暴風驟雨》是中國土改小說的代表作。它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作為解放區的優秀作品

獲得表彰，並且在1951年獲史達林文學獎三等獎，由此該作以及作者周立波奠定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周立波本名周紹儀，是湖南省益陽縣鄧石橋清溪村一個農民家的孩子，因家庭比較開明所以中學時代便得以接觸到五四新文學和新思想，他在1928年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間投身革命和文學活動，因常以英文自由（liberty）的音譯“立波”為筆名，後來便以此取代本名。1932年初他因參加“一·二八”事變後的罷工活動而被捕，直到1934年出獄。出獄當年，他便加入左翼作家聯盟，隨後不久也加人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後，周立波作為戰地記者進入華北前線，寫作《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等報告文學。1939年周立波來到延安，在魯

迅文學藝術學院任教，並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1944年他隨軍離開延安，並在抗戰勝利後來到東北解放區參加土改工作，以這段經驗為基礎創作出了《暴風驟雨》。此後，他還創作了以農村合作化為主題的《山鄉巨變》以及工業題材的《鐵水奔流》等重要作品。 由於周立波以農村題材小說而為人熟知，所以不少讀者誤以為他和趙樹理一樣是土生土長的文人，毫無現代文學經驗，而實際上周立波有著扎實的英文功底和西方文學積澱。他在上海期間就翻譯了大量文學及理論作品，赴延安後也是在魯迅文學藝術學院擔任編譯處處長和文學系教員，教授“世界名著選讀”，給學生講授高爾基、托爾斯泰、歌德、巴爾扎克、莫泊桑、梅裡美等人的創作。他創作的轉向是

他主動向政策，也向工農兵群眾靠攏的結果。《暴風驟雨》出現的時代正是轉折的時代。如果我們將魯迅、蕭紅、沈從文等人的作品與這部作品相比較，可能會驚異於其中巨大的變化，但這個變化其實是從上世紀四十年代逐步轉換過來的。以前全中國文盲比例相當高，莫說結構複雜的現代長篇小說，便是簡單的小短文也未必能讓占人口比例大多數的“工農兵群眾”理解和接受。 所以要讓廣大群眾能夠浸潤在文藝的光暈中，要讓群眾能夠在文藝作品中感受到新中國、新社會的美好，降低文藝作品的理解難度是文藝發展必不可少的環節。因此講述工農兵群眾所熟悉的生活、採用他們熟悉的語言，也是必然的選擇。周立波的轉換便是一個例子。他在1942年親歷毛澤東主持

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聆聽了關於“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學習群眾的語言”的講話，開始逐步反思文學創作和現實的關係、反思文學作品應該講述什麼內容、面對什麼樣的讀者群體來講述，以及應當採用的語言形式。 《暴風驟雨》便是周立波在消化和理解政策的基礎上，再結合實地調查而創作出來的。小說分為兩部，第一部於1947年完成，以1946年中共關於土改的“五四指示”下達後一萬兩千名幹部被派到各農村組織土地改革、鬥爭地主為背景，講述蕭祥隊長為代表的土改工作隊進入元茂屯，發動起趙玉林、郭全海、白玉山、老田頭等貧苦農民三鬥地主韓老六，初步建立了農民主導的農會。第二部出版於1949年，講述《中國土地法大綱》頒佈後幹部再進入

農村，幫助農民對抗地主勢力復辟，建立起以郭全海為中心完全由農民領導的農會，徹底推翻杜善人、唐抓子幾個地主，並按照《土地法大綱》劃定農民等級、重新分配土地和財物的工作，重建農村秩序。這兩部合起來，全面地展現了土地改革發展變化、遭受挫折而又重新奮起的歷程。小說的俄譯者盧得曼娜在前言中說：“發生在元茂屯的一切，差不多對於遼闊的中國的每個角落都具有代表性”。當然有一利便有一弊，為了追求普遍性，小說也反映出對鬥爭細節表現不足，當時便有評論認為對土改中發生的現實矛盾有所簡化的問題。 小說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頗見功底，雖然人物眾多但各有特色。小說塑造了從工作隊員、翻身的貧雇農、搖擺不定的中農、明哲保身的富農

，到地主和狗腿子等各類形象，並以具體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了農村的基本關係，又通過賦予他們以各色的性格來讓讀者理解土改的鬥爭格局，既生動又規模宏大地展開了土改鬥爭的全景。特別是在農民形象的描寫中，趙玉林樸實勇武、郭全海敦厚嚴謹、白玉山靈活精明，雖然都是正面形象，卻並不重複。在此之前的文藝創作多以暴露社會黑暗為主，擅長表現反面人物，對農民的表現多集中在苦難上，《暴風驟雨》對農民身上的鬥爭精神、生產活力的表現在當時可謂開闢先河。 作為英雄人物的趙玉林成為貧農形象的典範，書中描寫他在舊社會窮得連褲子都穿不起，只能和妻子趁夜深光著身子到地裡幹活，因此深感于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最先加入了鬥爭韓老六的隊伍。雖然

生活困苦，他卻能在分享鬥爭果實時先人後己，將所有的精力放在推翻剝削統治重建更好的生活上，最後在對抗韓老六的土匪弟弟韓老七襲擊中負傷犧牲。這一形象在當時感動了很多讀者，成為展現“英雄的人民”的範例之一。 第二部中的主人公郭全海繼承了趙玉林一心為公、先人後己的精神，但相對于趙玉林還有些粗野的習性，郭全海則更加內斂謹慎，更加注重秩序的建立。但也因此，郭全海較之趙玉林少了些人情味，不及趙玉林生動。 白玉山初時因遭受剝削和迫害，喪失了生產動力，一直遊手好閒，在被工作組發動起來後喚醒了勞動熱情，熱心投身建設，並成為武裝委員，組織了很多抗爭活動。他與妻子白大嫂子之間的鬥嘴和相互砥礪也是小說中的一大看點。

白大嫂子也是進步的農村婦女的代表，她的潑辣能幹是激勵白玉山進步的動力，並帶動了一批農村婦女走向翻身解放。 而趕車老漢老孫頭又刻畫得十分詼諧活潑，增加了小說的趣味性。小說表現他在既想翻身解放又怕“得罪”地主富農上搖擺不定，也側面反映出了封建秩序在農村的影響力，表明了土地改革運動為何會遭遇重重困難。老孫頭對個人私利的考慮也是人之本欲的一種呈現，對於讀者逐步理解革命的意義是一個很好的媒介，避免了所有角色都像趙玉林等人一樣很快覺悟而脫離了生活的真實。 小說結構簡單但緊湊，採用層層遞進的方式來展開。尤其第一部三鬥韓老六的結構，從一開始農民還沒發動起來，反被韓老六占了先機；到工作隊員深入群眾，引導農民

清算舊賬，再鬥韓老六；到最後全體農民都被發動起來，對韓老六進行公審。每次鬥爭中人物的行為、語言和人物問關係都發生了細微變化，絲絲人扣地寫出了農民翻身和思想解放的過程。特別是最終公審地主韓老六的場景頗具氣勢，對暴怒的群眾的描寫也成為土改敘事的經典場面。 整部小說的語言樸實，貼近生活，如果和周立波在1930年代創作和翻譯的語言做比較可以看出這是他有意為之的結果。響應“學習群眾的語言”的號召，周立波在創作中十分注重吸收口語以彰顯風土民情和人物性格。身為湖南人的周立波，卻要展現東北方言，是頗下了一番功夫的，當時評論就盛讚他“竟能掌握比較豐富的東北農民語言，這是了不起的”。 在這種平實的結構和語言中

，不難看出周立波貼近古典小說和民間文藝的用心。這一方面是周立波自身就有著一定的古典小說的積澱，另一方面也是和當時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目的分不開的。當然這也不免帶來些問題，比如這種推進的結構因為較為簡單，未能充分展現出土改鬥爭的複雜性，尤其是第二部中繼續按照這樣的結構展現與杜善人、唐抓子等人的鬥爭，難免有重複之弊，表現力有所削弱。但總體來說，這種平實自然的表達還是降低了理解難度，對於讓全中國人民都能理解土地改革的狀況、理解新中國的建設目標，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暴風驟雨》的創作特徵，也受到蘇聯文學不小的影響。周立波在1936年翻譯出版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對他創作《暴風驟雨》有著顯著影響

。兩部作品在故事結構、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所相似，都由工作隊幹部進入村莊開始，通過逐步發動貧雇農進行鬥爭來完成翻身解放。《暴風驟雨》對世故而又風趣的老孫頭的塑造，也有《被開墾的處女地》中西奚卡的影子。這也充分體現了新中國建立前後，為了探索一種適合於人民大眾理解的文藝形式，作家盡力吸取各種文藝資源的嘗試。 所以《暴風驟雨》無論是對於今日的我們去歷史地理解土改的歷史背景、土改的發展過程，還是去感受新中國文藝在探索新形式方面的努力，都有著重要作用。而其中妙趣橫生的東北生活書寫，仍與當下人的日常情趣相通，足以引人會心。 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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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收口 英文的問題，作者歐陽萱晏 這樣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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