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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水之爭－大高雄的自來水水質爭議與都市供水治理

為了解決投幣式加水站的問題，作者黃若慈 這樣論述：

本研究考察高雄市的自來水水質爭議，藉此呈現都市政經與自來水的糾葛縈繞。我以自然治理之視角，揭露這部陳年爭議史背後，自來水與都市政權的共生共演。首先，本文以都市&;#65378;新陳代謝&;#65379;（metabolism）之概念，刻劃大高雄&;#65378;惡水&;#65379;的都市自然生產（production of urban nature）過程，指出國家自戰後如何致力於建造&;#65378;重工業－發展&;#65379;都市水循環，形成高雄擁有&;#65378;惡水&;#65379;的結構條件。 其次，本文討論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中期的爭議面貌，探討自來水治理如何

從專家治理變為都市政治。過去由技術官僚壟斷的中心式（centralized）供水治理網絡，開始面臨危機、逐步鬆動，並演變為一個公眾爭議場域。本文呈現不同行動者如何依其結構性位置，問題化和詮釋&;#65378;惡水&;#65379;，並將議題組織於特定尺度上，甚至藉由尺度轉換達致鬆動／穩定既有網絡之效。1990年代地方自治法實施後，都市政權逐漸崛起，成為自來水的治理要角。吳敦義政權基本上還是遵循中央政策，致力穩定、修補既有&;#65378;重工業－發展&;#65379;水循環，並發動一波技術系統投資以於選舉政治下鞏固政權。 1990年代中期後，南臺灣發起一波市民環境運動，藉由動員&;#6537

8;惡水&;#65379;議題，塑造出奠基於&;#65378;高高屏命運共同體&;#65379;尺度上的區域水論述，挑戰威權官僚發展主義式的治水體制。這波運動是市民社會重塑威權國家建立之&;#65378;重工業－發展&;#65379;水循環的嘗試，也促使民進黨執政，但市民環境主義隨之受到納編。在謝長廷政權下，&;#65378;後工業－消費&;#65379;的新都市水循環逐漸建立。謝長廷藉由高級淨水廠為主的一系列計畫，回應市民長期對水質的集體消費需求，企圖閉關為時已久的爭議。在新的都市水循環中，自來水的象徵價值成為治理對象，並納入市民榮耀感的一環，以自來水為榮的市民主體於焉誕生。 然而，長期的

治理失靈與危機，已於家戶和身體尺度上製造了曖昧模糊的&;#65378;治理縫隙&;#65379;，成為商業行動者介入的契機。於是，本文也關注高雄當地興盛的水經濟，討論家戶尺度的市民日常飲水世界，及對應的商業飲水主體。本文探查山泉水體系、淨水器體系及連鎖加水站體系所構築的商業飲水治理網絡。總之，看似由地理條件決定，並由科技中介的高雄陳年水質爭議，若以政治生態學視角觀之，其實是高雄都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所推動之特殊新陳代謝的產物，因而也是都市自然治理的重要場域。然而，供水的自然治理場域，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乃由省營自來水公司及其技術官僚主導，並在幾次水質危機爭端中，不斷發動配合政策目標且有利於控管

的關閉爭議策略，迴避了公共論辯和檢視高雄產業結構性汙染的解決之道。 不過，隨著高雄的去工業化產業轉型、環保團體倡議和意識覺醒，以及市長民選的選舉政治壓力升高，都市政權也逐漸整併水質議題成為其政策議程，並嘗試積極回應。然而，在塑造都市新形象的主導議程中，供水和水質爭議卻也逐漸退居發展導向之水岸治理後頭，淪為水治理的邊緣。在健康論述和水質恐慌下，民間持續興旺的淨水和購水現象，正是水質爭議難以明確關閉的明證，亦反映了都市政權之自然治理依然追尋短效之發展邏輯，而不思慮都市新陳代謝之結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