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計畫衛生套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戰後臺灣「軍中樂園」研究（1951-1992）

為了解決家庭計畫衛生套的問題，作者姚惠耀 這樣論述：

近年來，對於「慰安婦」以及「軍中樂園」的討論，呈現兩種對立的論述，其一為「『慰安婦』為被迫，而軍中樂園侍應生是自願」，另一為「軍中樂園與『慰安婦』皆為被迫」。兩種說法都企圖透過對軍妓的政治代言，批判日本帝國主義，或是國民黨政權的暴行，但「自願」與「被迫」的二分，造就理想的受害者論述模式。為解決上述難題，本論文透過分析軍方檔案、報章雜誌、回憶錄、口述歷史、文學創作等資料，探討軍中樂園的制度設計，及其隱含的政治、文化意義。二次大戰結束，臺灣進入國民黨威權體制與國際冷戰的框架，在反共復國的旗幟之下，軍國主義捲土重來。為解決軍人因性欲煩悶衍生的嫖私娼、強姦民女、逃亡、自殺等，攸關紀律與疾病傳播的問題

，在1951年起試辦「軍中樂園」，並在1954年制定《設置軍中樂園實施辦法》。1957年改名為「特約茶室」。除了意識形態的相仿，國防部制度設計之初，參考日本「慰安所」制度，且臺灣承包商亦因日本殖民經驗，將「慰安所」的運營經驗傳承下去。臺灣社會則因殖民經驗，對將軍妓制度習以為常。此為「慰安婦」與「軍中樂園」之間，在歷史偶然下發生的連續關係。軍中樂園以軍事化與性／別化的「身分」作為治理的基礎。軍中樂園的空間，及軍人與侍應生的互動時間，皆因軍人的位階而有差異。此外，軍中樂園為「軍隊陽剛特質」和「異性戀常規」的訓練場，不管是無法婚配的外省軍人，或是初入軍隊的臺籍軍人，透過進入軍中樂園消費，開啟異性戀模

式的性體驗。這個制度不僅預設軍人渴望異性間的性互動，更經由制度性的排除，形成對非異性戀行為的壓迫。在性病防治上，軍方著重對侍應生的疾病控制，侍應生如同代罪羔羊，列在疾病預防的前線。最後，1990年代因發生少女從娼案件，又「慰安婦」議題延燒到軍中樂園的設置正當性，是故，國防部在1992年撤廢最後位在馬祖的特約茶室。在「軍妓」自願與否的爭論上，2001年小林善紀的《臺灣論》引發中國國族主義與臺灣國族主義的對抗。為了超越國族主義的框架，以及隱而未顯的性／別體制陷阱，本研究探究軍中樂園侍應生的招聘管道，以及背後隱射的「脆弱性」、「主體能動性」二分的問題，指出「自願」以及「被迫」均不能等同主體的意志，而

是在性／別體制框架中，帶有政治目的的策略性建構。

性教育商業模式初探：以臺灣大學生為對象

為了解決家庭計畫衛生套的問題，作者洪誼恩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學生性教育商業模式需求程度，以台灣大學生及學生父母為研究對象，採用｢深度訪談｣方式，進行面對面訪談調查，正式研究訪談樣本數為七位。透過深度訪談來了解目前台灣學生在性的現況及想法，針對訪談大綱問題進行分類歸納，訪談結果進行整理分析，彙整成五大構面，包括現況（認知）、性經驗（行為）、兩性知識需求（需求）、教育平台（態度）、付費購買意願（意圖）方式進行。根據本研究結果，獲得以下主要結論：（ㄧ）了解大學生性知識的正確度並不高，大多數受訪者由兩性互動或非教育體系朋友口耳相傳與網路摸索學習，但受訪者也存在正確性疑慮。對於性病預防基本知識與常識了解與使用非常清楚，代表臺灣性病防治宣導推廣

成效落實，但基於年輕人易於衝動行事所以往往來不及戴衛生套防範這顯現顯女性在自我保護上仍需加強，要懂得拒絕或要求對方。也從深度訪談現況調查裡，受訪者對於基本的性知識及性病防治有9成以上的知識跟了解重要性，兩性教育對使用衛生套與避孕問題是臺灣學生最急迫了解與推廣的重點，（二）了解大學生性態度的狀況，對於婚前性行為，有部分大學生很傳統跟保守，堅持婚前不能性行為，有一部分是已有性行為，對於婚前性行為並不認為有何不妥，不論是有無性經驗的大學生，對於兩性課程的知識與學習皆採正面願意學習的態度，（三）從深度訪談了解大學生對兩性教育需求是需要的，不管是有無性經驗，沒有性經驗者希望能從婚前學習到更多，了解男、女

性兩性相關知識與兩性溝通議題，對於有性經驗者，認為兩性教育若是可以促進兩性關係或能更美好，很願意接受兩性教育平台，（四）了解目前大學生兩性教育市場開發是有可能性的，對於這樣隱密的話題，大學生多半害羞或不敢跟自己父母傾訴，透過這樣兩性教育平台給予大學一個不用顧慮的學習空間，從深度訪談裡發現，大學生對於諮詢費用及課程費用，價格是影響決定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因為收入有限能承擔的金額很也有限，所以最後認為兩性學習機構單位，需要配合政府等相關單位的補助措施以及社會關懷服務機構等連結，讓兩性機構單位能夠持續並穩定的服務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