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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地方地域社會形成與變遷（1736s—1945s）

為了解決和美鎮公所編制的問題，作者卓弘鈞 這樣論述：

美濃位於屏東平原北端與西部淺山交接的地帶，清代由六堆客家族群以集團方式進入開墾，受限於自然條件，拓墾時期建立的瀰濃、龍肚、竹頭角、中坛等主要聚落多處集中於美濃北邊接近月光山下的平原地區，在清代的漢人族群組織中，美濃常被視為客家族群中「六堆堆域」的一部分，即為右堆地區。日治時期日本私人企業透過國家力量扶植，克服沖積扇帶來潛在的自然限制，於美濃南邊的荖濃溪沖積扇帶，建立私營南隆農場，並從桃竹苗地區招募北部客家人南下參與農場的開墾事業，其範圍包括吉洋、金瓜寮及龍肚、中坛部分土地。從清代到日治時期，不同歷史脈絡下，來自臺灣南北不同區域的人群，如何利用生活上各種交互作用，進行在地的結合和社會運作，究竟

怎樣的機制發展出美濃地方的地域社會，此為本文研究的發問起點。因此，本文嘗試分析清代六堆的右堆和美濃地域社會的關係，並探討日治時期美濃地域社會的轉變和運作，並對照臺灣地域社會中三層空間的內涵，在美濃不同移入時間的住民社群中，地域社會的內部特性是否有所不同?以分析清代至日治時期美濃地方所展現差異的原因。本文透過前人研究的論點與利用史料文獻和田野調查，檢視清代和日治時期美濃地方地域社會的運作機制，結果如下:在清政府操弄族群的政策下，美濃地方的建立和六堆中的右堆有著密切的關聯，且維持原鄉開墾模式，以血緣或地緣兩種性質的嘗會組織經營土地。有別於六堆地區多以原鄉地緣為號召的「合約字」，美濃地方主要是以同姓

家族所創立的「鬮分字」嘗會居多，藉由家族或宗族的「泛血緣」特性，建立以家族或宗族為主的自然村聚落，逐漸區劃出模糊且浮動的聚落範圍，成為清代美濃地方地域社會運作的基礎。雖然同為客家族群建立的聚落，內部仍會為了生存資源而發生聚落間的糾紛，但當客家族群遇到外來威脅時，「泛血緣」的特性成為凝聚各庄間的動力，形成以美濃地方為核心的右堆地域。而嘗會為展現對地方的影響力，共同出資組織神明會或造橋、筏渡、助學、互助等名義所成立的公共事務團體，成為清代美濃地方跨庄域合作的模式，透過信仰與地方公共事務團體，促使美濃地方各聚落間產生互動及交流，形成清代美濃地域社會運作的運作機制，可說是清代美濃地域社會不完全是以血緣

作為結合，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地域合作。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透過國家力量，對臺進行嚴謹的管理與控制，其中地理系統的建置、行政區區劃與法令的施行等，更是為形塑日治美濃地方地域社會的因素。在經過多次地方行政的劃分與地籍、戶籍的確立，美濃地方於大正9年（1920）成為具有實質邊界的「美濃庄」，其包含美濃、龍肚、竹頭角、中坛、金瓜寮、吉洋等6個大字，提供「一定空間範圍為基礎，建立和維繫人群關係的社會」，美濃的地域社會逐漸轉化為以街庄民空間、警察官空間、部落民空間的三層的地域社會結構。地理系統的建立，提供明確的空間範圍作為地域社會發展的基礎，將庄域內的大字人群與土地做連結，發展出以「庄」為範圍的「街庄民空間

」，透過庄協議會、美濃信用組合、獅子頭水利組合及方面委員會，整合6個大字內的人群共同參與「庄」內部政治、經濟及公共事務。特別是吉洋及金瓜寮兩個大字，除了在「街庄民空間」運作外，還多了以南隆農場主事定期召開的「農場管理委員會」運作，所形成凝聚農場內移民的「農場空間」。「警察官空間」則以警察官吏派出所和保甲制度運作下所產生，依管區轄人口戶籍編製成保甲和壯丁團，配合警察指揮，參與保防、造橋、防災等活動，取代清代跨庄性質的公共事務團體。美濃庄共有美濃、龍肚、竹頭角、中坛4個警察官吏派出所，分別管轄美濃大字內7個保、龍肚大字4個保、竹頭角大字內3個保、中坛大字內3個保。而金瓜寮和吉洋2個大字的保甲與壯丁

團被編制在農場行政中心所在地的手巾寮派出所之下，使美濃庄的「警察官空間」分成南北兩部分。「部落民空間」則由法令規定下所產生的教化團體，清代所組織的團體雖受到法人化影響部分解散，取而代之是以6大字內的保甲系統為單位的教化團體，在明確的地籍與戶籍系統上，進行農事實行組合、國語講習所、青年會、奉公班等，凝聚地方與人群的團體運作，提供大字內部落民交流與凝聚地方的空間，逐步實踐「土親」社會。南邊隆農場以招募北客移民和本地南客為開墾人力，並以南隆農場內主要地方信仰中心「五穀廟」，作為重要的教化場域，透過法令下產生的教化團體，揉合農場內來自各地的移民。

彰化地區都市體系之形成與變遷（1896-1980）

為了解決和美鎮公所編制的問題，作者蕭鈺齡 這樣論述：

一個區域內市街的等級在不同時期會有所變遷，彰化地區的都市體系在日治時期、戰後有什麼樣的變遷？是什麼原因影響彰化地區都市體系的變遷？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為：（1）透過地圖比對來劃定各時期市街聚落的範圍、（2）計算人口標準差劃分市街等級、（3）透過工業的統計資料，瞭解不同時期的發動型產業。透過上述方法，呈現日治時期與戰後彰化地區的都市體系及變遷的情形，試圖回答上述提出的問題。研究結果有下列三點：1.日治時期彰化地區的市街等級：分成1904-1919年與1920-1945年兩個時期來劃分市街等級，彰化和鹿港獨大，為第一級市街，人口數遠高於其他市街，在市街的數量上，皆以第四級市街最多。在市街等級變動

上，1915年二林上升為第四級市街；1935年員林上升為第二級市街、溪湖上升為第四級市街；社頭則是從1925年降為第五級市街。2.戰後彰化地區的市街等級：彰化和員林皆維持在第一等級，各個時期皆以第四級市街的數量最多；在市街等級變動上，1935-1970年等級上升的市街為員林、溪湖、永靖、田中、和美、二林、社頭、竹塘、田尾、小埔心、大城；等級下降的市街為北斗。1970-2017年等級上升的市街為永靖（1990年）、和美（2000年）、伸港（2010年）；等級下降的市街為鹿港（1980年）、田中（1980年）、永靖（1980年）、二林（1990年）、北斗（2017年），括號內表示市街等級有變動的年

份。3.（1）日治時期的工業主要以製造業為主，彰化地區重要的發動型產業為糖業、罐頭業。發動型產業和主要市街的「距離」成為是否能夠帶動市街等級提升的關鍵，溪湖、溪州的糖廠，與員林的罐頭業鄰近主要市街，發動型產業對於市街等級的提升有顯著的影響；而和美與二林的糖廠，有助於帶動糖廠所在聚落的人口成長，但距離主要市街較遠，對於主要市街等級的提升較沒有顯著的影響。（2）戰後製造業蓬勃發展，發動型產業對於市街等級的提升，主要是在民國70年代（1980s）之前，食品製造業有助於帶動員林、溪湖、二林、田中市街等級的提升；紡織業有助於帶動社頭、和美市街等級的提升；金屬製品製造業有助於帶動和美市街等級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