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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喇嘛、晉商與歸化城（1634-1911）：權力網絡的分析

為了解決史萊姆文庫19的問題，作者蔡松穎 這樣論述：

清代的歸化城位於多種行政區與人群交疊之處，使得該城有著各式的權力網絡、以及網絡之間的複雜互動。這些網絡分別屬於不同的人群，並有著不同的結構、規範以及資源流動。本文採用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方式，著眼於個體與個體間產生連結的方式。這些連結成為了資源和權力流通的管道，並藉此連結成為規模更大的網絡。本文一方面從人與人、組織與組織間的連結方式，探索各種不同的連結如何帶來不同的可能性。更進一步從這些連結推論出個體在網絡中所面對的選擇、資源及其能動性，以及個體如何由此進一步改變網絡的結構。另一方面則藉由重構地方上不同網絡交織的樣態，分析清帝國作為一個多族群國家，如何以最少的資源來掌控其治下的多種族群。每張權力

網絡都有其自身的規範，並由這些規範建立起內部的權力階層。由官員組成的清官僚權力網絡，以清朝的法規、典章和對皇帝的忠誠作為其基礎規範。這些規範讓清朝的官員們組成了一個階層式、有核心的權力網絡，以皇帝和軍機處等決策官僚作為核心，分成多個部門向外層層延伸網絡，權力亦由核心向外層層傳遞。清官僚網絡的人員有限，為了統治廣大的領土，多會選擇吸納當地既有的權力網絡領導者，要求其遵守清官僚網絡的規範，藉以間接控制該網絡。歸化城的不同網絡，依其各自的特性不同，和清政府有著不同形式的互動。該城的蒙古人直接被清政府納入駐防體系之下。而由商人們組成的行社網絡，則是透過祭祀連結起城中各行業的同業組織，位居網絡核心的十二

行/十五社以大量的資源投注在祭祀活動中，並創造出城中專用的貨幣，以維持自身在城中的活躍度與公信力，藉此維繫整張網絡的凝聚力，並成為此處民人地方社會的領導者。當清政府選擇透過這些人來掌控該城商人時，他們成了連結兩張網絡的橋，以及清政府和城中商人雙方對彼此的代理人。他們必須付出更多的資源以同時滿足兩張網絡的規範，卻也因為獨佔了兩張網絡間資源流通的位置而得以獲取暴利。由喇嘛們組成的藏傳佛教網絡則是依靠神蹟、扎倉的課程和學位制度來形塑網絡內部的階級和權力流向。以西藏四大寺作為核心，越直接從該處取得學位者，在網絡中的地位就越高。與之相對的，前往四大寺求學者則需付出相當多的金錢與時間成本，才能獲得該處的學

位。歸化地區地位最高的召廟是五當召，幾乎歷任呼圖克圖都曾直接從西藏取得學位。歸化地區的其他小型召廟，在沒有資源前往西藏的情況下，則得派喇嘛到五當召繳納學費並修習學位。清政府出現並將天下喇嘛編為九等職官後，使得這些小召廟有了不同過往的權力來源，其中一部分召廟選擇了將資源投注於理藩院，而非五當召或其他黃教大寺，然而在沒有特殊資源優勢的情況下，這些小型召廟因為彼此無止盡的軍備競賽進而導致過度借貸，而在清末紛紛破產，又或是在清朝滅亡後失去權力來源而衰亡。反而是同時向兩張網絡投注資源的部分召廟得以倖存。透過重建權力網絡、並以社會網絡的分析法運用在地方社會的研究上，本文得以呈現出史料未明言的面向，如個人所

面對的社會環境、以及環境如何提供或限縮了個人的選擇、以及資源流向。

畫意心曲──晚清民初題畫詩詞傷時憂國之研究

為了解決史萊姆文庫19的問題，作者柯秉芳 這樣論述：

清代詩詞、書法、繪畫皆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除了詩詞文類與書畫藝術本身的發展外，清代結社雅集、版畫刻書的盛行，也連帶影響了題畫詩詞的興盛。其時不少文人兼具詩人、詞人與畫家的身分。每當圖畫完成後，他們會自題或囑託友人題詠，而文人在賞畫與題畫的相互酬酢中，交流彼此的情感，拓展人際關係，同時也展現了自我的身分認同與文化地位。清代為圖題詠的風氣，一直延續至晚清民初，始終未曾消退。盛世之時，文人藉由題畫歌詠承平，表現安定祥和的處遇態度；當國家腐朽、衰弱之時，文人則透過題畫寄託時不我與及感時傷世之情。圖畫的「寫實」特性，可使讀者直觀地感受到作者的繪圖目的，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文人畫的「寫意」特性，賦予文人

多重的觀看視角，以及寓託情感的多層空間，因此較受詩詞文人所喜愛。但無論是寫實或寫意，重要的是圖畫內在自我的聲音與生命。爾後，經由讀者的詮釋與創造，推進了清代題畫吟詠的風潮，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鼎盛。本論文以清代盛行之題畫詩詞為研究，主要聚焦於嘉、道以降乃至民初時期的題畫詩詞。嘉、道以後，各種內憂外患紛沓而至，士人除了持續以題畫作為酬酢交游的媒介，亦試圖藉由題畫寄託感時憂國與自我的抱負。晚清民初題畫詩詞數量繁多，遠勝清中葉，甚至超越清初。本論文立基於晚清戰爭的時空背景之下，以時代先後為序，係就黃爵滋〈如此江山圖〉、余治《江南鐵淚圖》（42幅組圖）、侯名貴〈疏勒望雲圖〉、王鵬運〈春明感舊圖〉、戴三錫

〈春帆入蜀圖〉、高旭〈花前說劍圖〉六個圖畫主題作探究，目的是為勾勒自白蓮教之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陝甘回亂、新疆回亂、庚子事變，乃至滿清滅亡、民國建立的一整段歷史，並藉此凸顯晚清民初題畫詩詞的「存史」價值。其中，戴三錫〈春帆入蜀圖〉的創作背景與白蓮教之亂悠繫相關，將它置於第七章作探討，用意是為了凸顯淞社成員在歷經清亡以後，試圖透過結社、吟詠先賢故物，傳達自我的政治傾向與身分認同，展現清遺民共有的「集體記憶」。本論文主要以時間為軸，採取「以圖繫事」方式，援引「互文性」（Intertexuality）理論闡釋詩與畫之間的對應關係，亦以「符號學」（Semiology）作為探掘圖像的指涉意涵。從

黃爵滋〈如此江山圖〉到王鵬運〈春明感舊圖〉（第三章至第六章），主要集中在探討晚清時期的士人心態；戴三錫〈春帆入蜀圖〉、高旭〈花前說劍圖〉（第七章至第八章），則著力探討滿清滅亡前後與民國建立後的士人心態。各章皆以微觀視角，首先探討圖畫的本事，再藉由文人的題詠相映於當時的學術思想與國家情勢，探究士人如何在晚清民初的時代巨變中，轉借題畫為隱喻，並透過「詩言志」、「詞緣情」的婉轉喻託，隱微道出自我的處境與憂世之感，更進一步從中尋繹同代人的共相特性，甚而延伸至跨時代題詠者的創作心緒，探析他們如何透過題詠畫作達到抒發身世之感與相互慰藉的目的。本論文除了從微觀的視角細究各章的題旨外，亦試圖以宏觀之視角，對比

各圖之間的異同。首先，從圖畫的形制來說，圖畫在流傳的過程中保存不易，許多原圖已經亡佚，或由後人重新繪作，或以版畫刊行流傳，本論文以六幅「文人畫」作為探究，除了可以彰顯每一幅畫作背後不同的時代與主題，亦可透過尚存流傳的圖畫，對映出「橫幅長卷」、「組圖」、「單幅」三種不同類型的圖幅形制，並由此三種形制探討其各自所欲彰顯的不同題旨。其次，本論文的圖畫人物核心，可分別代表愛國官員、慈善家、征人、詞學家、朝廷重臣、革命志士等不同身分的「像主」，而一個文人本身可以是圖畫的「像主」，可以其自身的影響力吸引友人與追隨者來為自己的圖畫題詠，同時，其本身也可以經由跨時代的閱讀，成為他人的讀者與題詠者，形構出一個貫

通時代、前後相承的網絡體系。經此前後交錯比對，不僅可見文人自我意識與精神上的連貫性，亦可見文人在時局推移變化中的心緒轉變。最後，援引生命詮釋學家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所提出的「同類性」（Gleichartigkeit）理論，整合晚清至民初時期士人所面臨的共同處境，以及他們如何透過教育後學、從事慈善、投筆從戎來完成報效國家的使命，又是如何藉由推翻滿清腐敗政權、建立民國、參與國會政治來完成經世致用的理想。而在此過程中，也強化了文學與歷史、政治的結合。在晚清公羊學風盛行的背景下，「詩史」與「詞史」的比興觀不斷被強化，詩歌不但成為士人寄託心曲、展現弱德之美的主要體裁，亦成為反清

知識份子用以宣揚政治理念的重要管道。是以，晚清民初題畫詩詞涵蓋面向廣泛，不僅牽涉圖畫、詩詞本身的文體創作，亦與整體社會歷史、學術風氣、士人的個人際遇密切關聯。本論文力求於異中求同、同中求異之中，探尋士人共同的經世思想、異同的政治意識，以及對於詩歌作用的寫作態度，進而相應反射出晚清民初的政權更迭與詩歌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