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成績單現場申請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之影響──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例

為了解決台大成績單現場申請的問題，作者張家維 這樣論述：

在台灣與香港，發生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均有成員面對有罪或無罪的「刑事判決」；引發本文思考，台港社會運動「法律後果」的長期制度累積，對於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以及不同階段的「抗爭週期」，有何影響。綜觀Charles Tilly提出「抗爭政治 / 政體類型理論」、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結構曲線圖」，以及譚偉強提出「政治與法律機會動員思維」；本文初步嘗試整合「政治機會結構」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關鍵要素，且藉由二個機會結構的「階層化」與「圖像化」，盼使二個理論的整合適用更具「可操作性」。另外，本文針對台港各7名與11名人士進行「菁英 / 深入訪談」，所屬領域包括議員、律

師、學者、NGO幹部、集會遊行活動發起人和參與者，藉此觀察台港「機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動情形及其影響。整體而言，台港政治體制分採「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台灣司法體系亦非如香港法院須受「人大釋法」意見拘束，彰顯二地政治與法律體系的「相異性」。惟因台港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司法獨立性」、影響本土認同的「中國因素」；警方對於集會遊行之管制，均採「申請即予許可之精神」，並以「商討式管理」作為主要的因應策略典範；另外，均有採取司法積極主義的法官、支援社會運動的義務律師與倡議團體，作為分合協力的「變革行為者」，亦呈現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影響的「相近性」。要者是，台港自2009至2019年分別有2

至3次「抗爭週期」，惟不同期間之波動程度與差異，應僅反映二地非線性的「政治環境」變遷；換言之，台港不同的政治體制，亦僅為二地社會運動鋪設了不同樣貌的背景場域。另一方面，該等政治體制因素之差異性，應僅影響抗爭訴求是否涉及「根本性政治制度議題」；而不影響台港警方在面對更高的抗爭強度等因應挑戰時，是否例外考慮採取「升級武力」策略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故本文淺認，歸納整體而言致使台港均呈現高密度社運動員之成因──亦即所共享相近的「法律機會結構」與「行為者驅力條件」，對於理解與比較二地社會運動與表現，應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結言之，台港均具備一定程度司法獨立性型塑的「關鍵前提要件」，提供了重大社會運動事件及其法

律後果，以及變革行為者共同協力的「背景場域」；進而累積建構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的「趨同性」，共同為二地不同外觀的社運動員與抗爭週期，提供主客觀上所需相近內涵的前提條件與維繫動能。

電視媒介與台灣的民主化：民間全民電視台個案研究

為了解決台大成績單現場申請的問題，作者陳彥龍 這樣論述：

在民主社會中，新聞媒介往往被稱為是繼行政、立法、司法三大社會權力機構之外的第四部門，而大眾傳播媒介中的電視，也往往被視為是最有影響力的傳播媒介。1945年以來，台灣主要的廣電媒介都被國民黨威權體制以所有權掌控的方式實際操控，電視媒介也因此成為統治者的意識型態工具。在反對黨與社會輿論要求廣電解禁的巨大聲浪下，行政院新聞局於1994年開放全國第四家無線電視台的申請，台灣也於1997年6月正式開播了第一家純民營的無線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民視成為台灣的第四家無線電視台，具有多項歷史意義，也帶來許多爭議。本文採兩條研究主線，第一條主線以政黨競爭的角度來描述台灣電視媒介發展與台灣民主轉型的歷史重合情

境分析；第二條主線則透過上述情境關係的分析，對民視電視台進行個案研究，以進一步評鑑民視進行社會複製功能時，所投射出的文本意義與媒介製產文化。本文的研究方法先採用歷史研究法來建構出一套可供分析的台灣電視媒介發展的歷史脈絡。其次，本文針對研究個案部分也採取研究方法中的質化研究法，其中包括實地觀察法，及藉由研究個案電視台主管的深度訪談，來獲得研究個案內部第一手資料及敏感性問題的精確回答。本文指出，民視並非民進黨的黨營事業，民視的股權也來自分散的大眾，不過民視的所有權結構，卻有兩個在野陣營資源整合的背景，由兩家投資公司推派出的民視董監事會成員，也不免具有政黨公職或民意代表身分，這也是民視具民進黨色彩的

原因。本研究發現，民視開播後的主要策略，是和「國民黨的三台」比，這包括了兩個簡化的比較項，一個是新聞的比較，一個則是收視率表現，原因則有著政治性的意識型態考量，以及基於無線電視廣告時段高價位的競爭優勢。事實上民視所有權者的政治理念，與民視專業經理人所採的市場區隔策略，最後是殊途同歸的，具體化的表現就是和三台有所區隔的「節目本土化」製產走向。本研究肯定民視開播後的作為，在和國民黨壟斷的三台比較下，是有所突破與正面貢獻的，因為民視打破了台灣無線電視發展史中的單一意識型態壟斷現象、新聞偏袒國民黨現象，民視也致力於呈現台灣民主社會的多元價值觀點。不過本研究卻也發現民視的所有權者為節目製產訂定了意識型態

原則，民視肩負新聞公平形象的責任，也被定位在四台都不公平下的「權力平衡」思考，加上民視為了求生存，的確有若干商業電視無可避免的重視營收現象，在這種政治勢力侵入媒體製產、商業利機侵蝕公共利益的可能性下，電視媒介終究只是傳遞特定政治意識與維護所有權階級利益的工具而已，其「社會公器」的角色也無從發揮。最後，我們在台灣民主化有了實質的成果後，再來重新思考民視未來可以扮演的民主存續角色，並評估電視媒介能否具有鞏固台灣民主成果的正面影響力。本研究發現在政黨輪替前，眾人原本期許民視成為一個真正「在野的電視台」，最後民視卻被醜化為「在野黨的電視台」；政黨輪替後，民視又被矮化為執政黨的「御用電視台」，顯見台灣政

權和平轉移後的關鍵時機，正是民視以客觀中立的專業作為化解外界誤解的最佳契機。基於這個論點，本文主張新聞媒介監督政府的基本立場，不能因為政黨的輪替而有所改變，政黨或政治人物亦不應以媒體為競爭宣傳或統治之工具，目的就是要讓媒體成為人人能平等接近的、公共概念下的政治參與空間，以期電視媒介成為鞏固台灣民主轉型成果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