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文高夫曼框架理論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國立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謝世宗所指導 留婷婷的 虛擬實境——論澳門小說中的賭城空間建構與重層身體想像 (2020),提出厄文高夫曼框架理論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虛擬實境、澳門文學、賭場資本主義、空間書寫、身體想像、精神結構。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楊儒賓所指導 呂柏勳的 中晚明志怪筆記的博物與知識向度 (2020),提出因為有 志怪、筆記、博物、知識、物怪的重點而找出了 厄文高夫曼框架理論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厄文高夫曼框架理論,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虛擬實境——論澳門小說中的賭城空間建構與重層身體想像

為了解決厄文高夫曼框架理論的問題,作者留婷婷 這樣論述:

*摘要*誠如德國猶太裔政治經濟學者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所言,「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對於澳門來說,博彩業是維繫城市經濟命脈的龍頭企業,是由「古典殖民主義」過渡至「資本主義全球化」階段的重要指標;對於澳門人來說,賭場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場景與工作場所,也是成就感與痛苦的來源。而對於澳門文學而言,「賭」是所有形塑澳門也同時被澳門所形塑的作家和作品,均無法輕巧地跨越,只能不斷進行描繪與解析的一項物質性與抽象性之存在。本論文以書寫或體現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階段的文學實踐為聚焦標準,最終以李宇樑、太皮、梁淑淇、周桐四位出生於不同年代的澳門作家,及其各自

出版於1999至2019年間的八本小說作品,作為主要的討論對象。一方面拆卸文本中的各部件,觀察其如何聚合與碰撞,並藉此探掘各作家作品如何塑造三種不同的空間尺度——身體,賭場,以及城市——乃至如何理解此地的過去與未來,如何再現澳門人的精神結構與身體想像。另一方面,也援引社會監控論、新自由主義、心理分析、後現代理論、後人類主義、科幻敘事、賽伯格敘事、生態理論等既有觀點去進行分析。從而以文學作為起點,旁及人文地理學、結構主義社會學、精神病理學、政治經濟學等範疇,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嘗試。最終,本論文所欲達至的目標,既是「虛擬」的文本結構與「實境」的社會現實之連結,也是對盤根錯節的特區政府官僚體系、以及將

地方作為發展代價的跨國資本主義,一一進行拆解與批判。這是為了揭露並重新審視無所不在的權力機制,也是為了讓澳門由缺席的一角,一躍成為言說的主體。澳門文學的城市、賭博與身體書寫,以自身作為啟示和理論,為同為後殖民空間的第三世界國家與地區、為戮力發展賭業的歐亞與美洲各城邦,也為地緣關聯緊密的香港、台灣、中國、美國、葡萄牙等地,提供了一個對照的「他者」,以及反思自我的途徑。藉此,也期望本論文的論述分析,不會止步於白紙黑字或二次元的電腦螢幕,而能夠真正地,為澳門的人民與社會,指引出一條自我實踐與在地發展的可能道路。

中晚明志怪筆記的博物與知識向度

為了解決厄文高夫曼框架理論的問題,作者呂柏勳 這樣論述:

本文以中晚明志怪筆記為討論對象,探討志怪如何言說知識。將從兩條途徑作為切入點,先觀察志怪於明代圖書目錄的分類情況,意在了解明人看待志怪書的定位,會發現志怪和小說於四部分類上並不明確,除了時常游移子、史兩部外,和雜家筆記更是難以區別。這裡通過「子不語」和「多識之學」試圖捕捉志怪的邊界,形成「枝山志恠」與「升庵博物」兩種典型,志怪橫跨了小說的界線,關鍵在於對異物知識的需求。第二條途徑以超自然文學作為框架,這個看似牴觸傳統自然觀念的理論,卻可將志怪化約為對未知產生驚懼及好奇的物學,藉小說的見聞、不誣、傳信、考辨諸多要求,來評估志怪的知識向度。首要參酌西方博物學結合傳統博物思維,以採集、命名、徵驗、

分類、收藏組織陌生之物。在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一貫原則下,明人藉由雅集交遊的耳目聞見來說鬼,利用筆記文體和志怪敘事話語作用於事件參與者、傳述者、紀錄者的角色分工,以強化認知。第二,明人也鳩聚圖書資料,以治學態度來集異,文獻在徵驗有極高的優先性,於藏書堆中拼湊物怪形象,卻著重人和物怪的關係,物怪本身性質不被重視。第三,將物事分門別類進行歸納為明志怪特色,其中有架構天、地、人的三才定位,或是依史書、方志、小說彙編而來的分類嘗試,標誌了志怪編創的獨立性格,可視為企圖理解並掌握天地萬物秩序的世界圖像。明代物的知識體系建構於氣和鬼神實存概念上,志怪格物從祭儀的招致物怪轉向認知行為,借用傳統徵驗方法,向

外涉獵天地常異一切事物之理,內求心性豁然貫通,開啟了物的形上與倫理學之對話空間,表現在志怪測度吉凶善惡,並完成物怪知識儒學化的工作。另一方面,博物源自孔子的多識之學,但始終潛伏於學術外緣,本應兼論常、異而洽聞,但是人們只喜聞狡獪、怪誕,造成物理發展的偏狹現象。無論是祝允明(1460-1526)還是楊慎(1488-1559),言說志怪對應博物百家處境,成為明代文人不遇、遠離中心以邊緣自居的反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