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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冷戰時期中共軍事戰略-信息戰之研究

為了解決劍靈革命模擬器的問題，作者丁德榕 這樣論述：

基於國家安全的立場而言，後冷戰時期，對於世界、亞太區域甚至我國而言，「中共的崛起」可能是一項令人極為關切的問題。尤其是對於中共在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中，仍然保持高度的國防經費成長與軍備擴張的現象，更令人感到憂心。所謂「中國威脅論」的主張，雖為中共所駁斥，但是從其軍事能力與行為表現上，卻又不得不令世人對於這個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龐大的軍隊規模、高速經濟成長的國家，其未來發展產生憂慮；其次，由於後冷戰時期，國際戰略環境丕變、科技創新，復以人類進入第三波的信息社會，無論是生活型態、社會組織都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更使得中共在軍事事務革命的引領之下，軍事戰略的思維發生了重大的轉變，新的戰爭工具，戰爭

思維，新的作戰準則和部隊編成，亦將成為其跨世紀建軍的主軸。 特別是在1991年「海灣戰爭」之後，中共致力於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之戰爭準備，對於「信息戰」之研究與發展，及其軟硬體設施之建設與準備，同時配合「軍事事務革命」之進展，不但提升共軍之整體戰力，同時更側重於強化對台作戰能量。因此，本文即針對這樣的一個事實與需求，透過資料的分析與歸納，運用相關的研究途徑，企圖對後冷戰時期中共軍事戰略─信息戰的理論與發展進行探討研究，以期增進吾人對中共信息戰有一個更加透明的瞭解與掌握，並透過研究以達「知彼」之目的。 後冷戰時期，中共對其外環境的影響上，無論是主

觀上對威脅的認知，或者是客觀上的權力平衡現象，均呈現一個相對於過去更為和平的環境。儘管現階段在亞太地區並未出現對其真正構成挑戰的威脅，但是為達成區域強權的目標，應付來自週邊對於其領土、領海安全的挑戰，中共巳經對解放軍的結構與軍事戰略作出了重大的轉變，特別是在「海灣戰爭」之後，其戰略思維和戰爭準備隨著「軍事事務革命」的思潮產生變化，其中包含對週邊環境和地緣關係的安全戰略、局部戰爭準備的快速反應和投射能力，同時鑑於現代科技對戰爭的成敗影響甚大，故一再強調以「信息戰」作為未來戰爭、軍事戰略理論、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的重要核心基礎，以企圖打贏一場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另方面，中共

國內環境中主要以發展經濟、穩定社會與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為主要目標。1997年江澤民提出了「兩個根本性的轉變」戰略指示：「在軍事鬥爭準備上，實現由打贏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實現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以科學技術推動軍隊現代化建設，提高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的能力，作為共軍軍事現代化的指導綱領。於此同時加速綜合國力的提升，以因應軍事事務革命的衝擊。 由於軍事現代化為中共四個現代化之一環，因此軍事戰略的制定與轉變必須服從於國家的領導菁英。同時，中共軍事戰略深受領導菁英主觀的思想觀念指導，不能孤立於當

權者思想觀念之外。諸如，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觀、人民軍隊、人民戰爭與武裝判亂的傳統軍事思想；鄧小平對於世局的看法、對世界大戰的論斷、對於影響中共安全潛在威脅的認知與其軍事思想；以及江澤民對軍事戰略的指導等等，均表現在中共軍事戰略的內涵之中。 因此，若從共軍軍事傳統的影響來檢視其發展時，即可發現中共軍事戰略的發展深受「黨指揮槍」與「人民戰爭」的傳統原則所制約。「黨指揮槍」是中共文武關係中最基本的原則，亦即以黨中央領導人為核心，結合意識型態與黨組織對軍隊進行領導控制的黨軍關係；此外，由於其既定的意識型態而硬將「人民戰爭」的歷史傳統，套入「軍事事務革命」與信息戰的理論之中，嘗試將高技

術兵器與局部戰爭結合在一起，透過辯證法的統一詮譯「人民戰爭」為：高技術作戰與現代人民戰爭的有機結合，藉以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事務革命」，這也正是其信息戰軍事理論發展中最大的缺點。 透過前述的觀察，綜析中共軍事戰略之發展脈絡時，研究發現，中共軍事戰略之形成，主要受到全球戰略形勢與週邊戰略環境的認知與評估、國內本身的綜合國力條件、領導菁英的軍事戰略指導與軍事傳統等因素影響。同時，中共在其所處不同戰略環境變化下，軍事戰略的設定與達成目標的手段皆不相同。現階段在中共對於未來研究與準備打贏一場小規模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及遏止中度規模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目標與建軍主軸上。可以

預見的，共軍對於高科技影響未來戰爭的發展，將是其思考未來軍事戰略發展的主導因素。並將朝向建立在以核威懾為前提下的信息戰，成為其軍事事務革命核心的軍事戰略。 經由前分析後，確立中共巳將信息戰視為其未來軍事戰略發展的重要關鍵。另方面並顯示出中共對信息戰的認知為：信息戰是信息時代必然的產物；對傳統戰爭是一種跳躍式的突破；以制信息權為首要，以打擊C4ISR為目標，以達「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癱瘓作戰型式；信息戰是戰場系統化、整體化的全方位戰爭；以及更加強調「在核威懾下的信息戰與信息威懾」。 因此，中共信息戰其廣義定義是：敵我雙方在政治、心理、經濟、科技和軍事等各領域

中，運用信息技術與手段，在爭奪信息優勢中所進行之對抗和鬥爭；而狹義的定義則為：使用信息技術與手段所進行的指、管、通、情、電、監、偵系統(C4ISR)之攻擊與防護。」 其特點則為：第一、在核威懾下的信息戰與信息威懾；第二、具有「中國特色」的信息戰；第三、謀略的運用更加豐富多彩；第四、信息戰的指導原則是「戰威並重」；第五、軍隊的行動自由取決於制信息權；作戰目標的選擇以打亂敵方的決策程序為主；火力運用從打覆蓋面轉為打關節點；以及指揮體系趨於扁平化；以及多元一體化的聯合戰鬥等六項。 其內容經過分析涵蓋了：一個核心──指揮控制戰(指揮管制戰)、兩大支柱──數字化戰

場與數字化部隊及指揮控制戰、精確作戰、電腦網路戰、心理戰、電子戰及情報戰等六種作戰形式。並以在核威懾下具有「中國特色」的信息戰，以獲取制信息權取得信息優勢為核心，將C4ISR成為信息主體，採取「非對稱」的作戰手段，打擊敵方的認識體系，並防護己方的整體信息系統，並以一體化的後勤與「寓軍於民」的潛力為後盾，而其終極目標即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其信息戰的實質內涵。並與美軍在信息戰建構概念上存有(一)威懾概念；(二)發展期程；(三)歷史傳統；(四)體制結構；(五)作戰行動等五個面向的差異。 中共對信息戰在軍事理論的建構上，將以達到「不戰為戰」與「戰為不戰」為其戰略目的，並以理論基

礎為先導，期藉前瞻性與變動性的研究，以軍事理論的牽引為核心，帶動軍事革命的整體變革。同時其發展傾向，勢將以「攻勢」信息戰為其未來的發展主軸。並更加強調信息技術與軍事理論的相互關係上緊密結合。以「首戰即決戰」的戰術戰法原則，遂行「癱瘓作戰」的軍事戰略為目標。 在軍事技術的層次上，中共其國防工業的長遠規劃與循序漸進，巳形成國防技術的平均發展，在太空能力與C4ISR系統的技術上也巳略顯成效，但國防工業在軍事關鍵技術的移轉程度上及系統整合的能力上，仍存有其制約的因素。此外，中共從事信息革命，其最大的障礙在於如何發展概念及分析方法，俾充分瞭解科技，而能於新的衝突環境中有效加以運用，達

到觀念與組織之重建，以結合「工具之改革」與「理論之改革」。 就人員培訓的發展而言，中共自承其軍隊幹部素質及科技程度滯後、院校教育不完善、人才培養層次偏低，因此圖謀透過各種渠道進行培訓。然卻存在諸多限制因素。由於人才培養乃長期性及大資本的投入工程，這種狀況絕非短時間內可以改善，即便換裝先進的武器裝備，到其真正形成作戰能力仍需相當長的時間，因此，其成效自非一蹴可幾。 觀諸中共現階段對軍隊體制編制進行調整，藉以改善共軍內部的兵力結構及比例，使其軍隊數量、規模漸趨合理，期達成軍隊編制精小多能化、作戰指揮體制扁平網路化及軍事力量結構優質整體化。並在核威懾的前提下，

建立以太空衛星為主體，地面機動衛星接收站為輔，運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及地面光纖通信網路為聯結，建立以C4ISR為核心的系統架構，遂行指揮控制戰、精確作戰、電腦網路戰、心理戰、電子戰及情報戰等作戰形式，運用導彈飛彈、電腦病毒、邏輯炸彈、電磁脈衝等武器為手段，以組建其武力架構。進而朝向精確打擊、信息作戰、優勢機動及太空作戰等四個領域的整合發展，以期適應未來信息戰爭的需要與準備。 在中共這樣的「特殊環境」之下，信息戰的發展自然可能有其優勢與限制。其可能的有利因素包括：在新技術上，各國差距小，後來者可能居上；獨裁比民主較易於集中資源；中共的科技情報無孔不入；中共有突破技術瓶頸科研隊伍

的傳承；經濟成長使得研究經費相對提升；俄羅斯的技術協助；國家的決心以及其它諸如：解放軍的數量優勢、核子嚇阻力量、優勢外交、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吸引力等加成因素，均是助長共軍戰力的有力支柱。另方面，其可能的限制因素亦包括了：科技落後；我進人也進；競爭激烈；共產主義的專制體制等項。此外，基於對時、空、文化、心理及歷史五項因素，造成諸多觀察家對中共武力發展事實和認知之間的落差。 由於中共信息戰的靈魂即是破壞敵人的決策，瓦解敵人的意志。因此，從根本上而言，它不是對軍隊體能的挑戰，而是對軍隊智力和神經系統協調性的挑戰，其最終打擊的仍是敵方的思想和意志。準此，信息技術的貢獻並不在於直接擴

展軍事力量的具體功能，而是極大擴展軍隊智力和神經系統的協調性。雖然在軍事衝突發生時，信息戰或許不是最後結束戰爭的直接手段，但其「時空隱晦、多元目標及奇襲巨效」的特性，卻絕對是戰爭勝利的重要關鍵。因此，信息戰勢將成為中共未來遂行武力投射時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根據吾人判斷，中共信息戰的發展目前仍處於局部發展運用及驗證階段，並巳取得一定成果，預判其未來走向，除繼續研發核威懾武力、精確制導的長程武器、提升太空科技、指揮自動化系統、完成「信息高速公路」及實施戰場數字化等，更將以攻勢的信息戰為主軸，朝著精確打擊、信息作戰、優勢機動及太空作戰四個領域的整合為方向，使高科技傳統兵力與游

擊、民兵、正規部隊相結合，以進行「高技術局部戰爭」與「高技術人民戰爭」。同時，中共有可能於2010─2015年達成其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信息戰」初級戰力。就整體戰力而言，未來一旦中共自認巳具備打高技術戰爭的能力時，其走向將會更具不穩定性，對區域及台海安全的威脅亦將隨之上升。 在未來可能爆發的台海軍事衝突中，中共基於「首戰即決戰」的作戰原則，在核威懾的前提下，首先藉由傳媒不斷地發布攻擊情報，造成台灣股市與社會的混亂，對我形成極大的打擊之後，結合衛星、信息網路等偵蒐系統，全般獲取我政、經、軍等戰略、戰術信息，再配合其綿密的C4ISR系統，以精確的導彈飛彈對台灣本土週邊區域實施射

擊，同時透過信息武器「電腦病毒」及「電磁脈衝」，攻擊我方具指標性意義的戰略中心，一方面干擾我武器、戰情系統，癱瘓指揮管制機制，迫我國軍於惡劣環境下接戰，另一方面則入侵破壞我非軍事基礎設施如電信、金融、電力與交通等信息系統，嚴重影響民眾生計，迫我政府屈服走上談判桌，予取予求；若不然，持續運用信息科技利誘、威脅民間領袖，並透過網路連結或蓋台方式等心理作戰戰法，傳播不實信息，瓦解軍民士氣，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假象，最後共軍名正言順地以出兵平亂之名義，博取國際社會認同，完成其武力奪台之野心。此種人員傷亡少、代價低及決戰快且具奇襲的信息戰，巳成為最符合中共「先統一、再統治」的戰法，而基礎科技落後的中共既能以

「蛙躍」方式獲得核武、洲際飛彈、人造衛星等尖端科技，就可能重施故技獲得所需信息技術。 由於中共信息戰的要旨並無平、戰時的緩衝，亦無備戰動員時期，更無軍民對象差異。若依其「首戰即決戰」的特性，信息戰發起之日，亦即國家安全受到重大衝擊，政治緊張、市場經濟失序、社會民心不安以及軍事行動受阻等，均可能同時發生。準此，中共信息戰的發展趨勢，對台灣海峽的軍事平衡，巳造成潛在的威脅。其對台海軍事衝突最深刻的影響莫過於，台灣本身戰略上「戰略處境」與「戰略孤立」的難題及其思維革命所導致用兵準則的變化兩方面。值此中共信息戰力尚未對我國家安全形成致命威脅之際，從我國承受信息戰的脆弱特性思考，包括

國家、社會及軍事層次提出建言以為因應。 基於信息戰的影響廣及國家安全各層面，對公民營產業的影響極為深遠，加上規劃及處理信息戰的各種權責涉及政府不同部門及公民營事業體；因此，必須確立一個跨部會之國家層級指揮機制，統籌及指揮相關事務。為維護國家安全的信息安全機制，信息戰因應措施必須以「平時能防範對國家社會的不當騷擾及破壞，戰時則能確保起碼的政府、產業及民生運作機制，以及軍事任務的必要需求」。尤其是要呼籲國人，匯聚全國人民智慧，傾全力於國防科技的創新發展，以因應未來戰爭型態的改變，強化總體信息戰力，有效反制敵人的信息攻勢與武力攻擊。 總而言之，對台動武是中共不

變的戰略考量，但會考量國際及其國內的政、經環境，盱衡未來戰爭的型態趨勢，發展「不接觸作戰」、「非對稱性戰力」，再配合以「信息戰」為主的高技術局部戰爭，會使其犯台的順序、方式、時機更具靈活與彈性的運用空間，因此我們應該認清，戰爭並沒有遠離台灣，戰爭隨時可能爆發。台灣最根本的危機在於綜合國力逐漸被中共超越。準此，對於我國而言，只要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持續造成其綜合國力提高，在兩岸和平解決爭端之前，每一個明天都是「最危險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