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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初音未來的消失小說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

當代台韓小說政治暴力創傷的空間閱讀（2000-2020）

為了解決初音未來的消失小說的問題，作者何佳穎 這樣論述：

本論文關注當代台灣與韓國小說中再現的「政治暴力創傷」，探討二十世紀以來戰爭／威權遺緒在當代社會持續存在的歷史與記憶課題。透過人文地理視角為切入點的空間閱讀策略，以國族／社會／家庭三個層次作為「可哀慟的」記憶之框，分別關注邊緣路徑之於無國籍者、修復空間之於社會失憶、記憶遺址之於汙名家庭三個面向的身分地理課題。國族的記憶之框以甘耀明《殺鬼》（2009）、金英夏（김영하）《黑色花》（검은 꽃，2003），聚焦二十世紀前半東亞底層邊緣的身分認同問題；社會的記憶之框以吳明益《單車失竊記》（2015）、金息（김숨）《Ｌ的運動鞋》（L의 운동화，2016），聚焦以物件修復對應歷史斷裂造成的社會失憶現象；家

庭的記憶之框以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2011）、金衍洙（김연수）《海浪本為海》（파도가 바다의 일이라면，2012），聚焦威權時代政治受難家屬汙名創傷的代際關係與女性主體議題。本研究指出2000年後台韓當代小說處理歷史創傷出現「可哀慟的」視角轉向，關注當下時空與過往的關係性連結以及普世人權下的暴力創傷議題，為諸如政治暴力創傷這般空白匱缺的邊緣歷史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