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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級作品中的政治主旋律:以《人民的名義》為例

為了解決中港國小校園開放時間的問題，作者林育菁 這樣論述：

毛澤東於1942年延安楊家嶺演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表示文藝作品必須替政治服務。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2012年11月15日上任後，反腐敗成為中國社會關注的焦點。《人民的名義》為反貪腐題材電視劇，貪腐範圍更上至副國級幹部，正巧反映中共政治生態，以及其反腐敗工作。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文本分析法及戲劇五因分析法，分析《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究竟傳遞何種訊息的政治主旋律與拍攝該部電視劇的實質意義？編劇與總導演想透過此電視劇，使閱聽人有所共鳴？以及中共何以審批同意於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前夕播出該劇？研究過程瞭解到，2014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副主任范子文認為中央的反腐工作開展

得如火如荼，反腐工作必須要有影視作品關照現實呈現，為《人民的名義》影視播出的幕後推手之一。另外該劇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保障部金盾影視中心影視中心主任李學政、編劇周梅森、總導演李路以及湖南衛視的支持，才得以於2017年3月28日看到《人民的名義》於湖南衛視的首播。《人民的名義》審批時間大約3個月將近4個月，於2017年2月9日拿到許可證，旋即於2017年3月「兩會之後」，十九大前夕播出。《人民的名義》演出中共派系政治的腐敗生態、黨國體制下的中共編制與雙重領導、劇中正反角色均有原型人物、內地官員腐敗後避走香港等情節。研究結論發現，該劇積極傳遞「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一切權力為了人民、一切權力服務人民

」的核心內涵。編劇在展現腐敗細節時，抓住每個人物的矛盾，予以刻劃，以及將腐敗情節具象化，均能促使閱聽人產生共鳴，成功傳遞政府在十八大後懲治政治腐敗的主旋律。

浮城•鬼城•滅城：20世紀末以來華文小說中的城市想像

為了解決中港國小校園開放時間的問題，作者黃國華 這樣論述：

本論文為一次「跨地域」研究，從「浮城」、「鬼城」和「滅城」三個城市意象，探討20世紀末以來香港、中國、台灣和新馬的華文小說，如何「彼此凝視，各有所思」，在世變之際，共用強烈憂患意識的文學想像，處理各自的內憂（現代化問題）外患（「中國」問題）。20世紀末以來，隨著冷戰逐漸結束，東亞和東南亞華人地區的政經局勢發生一大變化，如中國改革開放、台灣解嚴、香港百年回歸、新馬政府提倡「亞洲價值」（Asian values）、馬共解除武裝、中國崛起和台灣政黨輪替等。當華人世界紛紛響起開放、自由、和平、進步和統一的大聲響，各地華人小說家保持戒慎態度，以曖昧的、陰暗的、荒誕的小說敘事，檢視政經模式轉型過程中，對

個體與集體所造成的衝擊，處理20世紀末以降華人特殊的空間感和身體感——漂浮感、侵入感和消失感。本文論述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浮城」，本文從香港西西、中國梁曉聲和新加坡希尼爾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所提出「浮城」的小說景觀，觀察當中國向外開放並計劃收回香港，如何刺激三地作家作出各種「之間」的游移表述：殖民宗主國和祖國之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中華文化和西化之間。本節特別強調三座「浮城」的關係：香港因九七回歸而成為「問題城市」，促動梁曉聲想像由社會主義至資本主義的「中國浮城」，以及希尼爾想像「孤島寡居」的「新加坡浮城」。第二部分的「鬼城」，本文將討論21世紀初的中國崛起，如何讓香港和台灣

女作家，把握住鬼魅的「邊緣性」和「排他性」特質，建構與中國保持距離的「鬼城」，分別回應「一國兩制」和「一個中國」的問題？如何讓中國和馬華作家，把握住鬼魅的「穿越性」，擬定「城/鄉」和「故鄉/原鄉」往返移動的「鬼城」敘事，各別引出「城包圍鄉」和華人離散的課題？第三部分的「滅城」，本文首先對華文小說中的「滅城」敘事，作一次跨界的鳥瞰，說明自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各地如何藉由「滅城」想像，表達具有在地特色的憂患。其次，以兩個引爆「毀滅」幻想的時間點「1984」和「1989」為主題，思考中港「八0後」和台灣「七年級」作家，如何挪用「1984年」這象徵監控和威權的時間符號，處理他們成長期間政經變革的關

鍵時刻？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鄭南榕自焚事件和《合艾和平協議》簽署，如何讓中國、台灣和馬來西亞華人作家，想像注定敗亡、碩果僅存或失敗主義的「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