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種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懶人包和總整理

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

為了解決中國人種的問題，作者韓建業 這樣論述：

　　本書綜合梳理中國商代晚期以前考古學文化的譜系格局和發展演變狀況，提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就已形成早期中國文化圈或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其範圍涵蓋了現代中國大部分地區。 　　作者認為早期中國是有中心、有主體的超穩定的多元一體結構，有著以農為本、穩定內斂、整體思維、祖先崇拜等基本特質，經歷跌宕起伏的連續發展過程，是秦漢以後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基礎。讀者可以從本書了解早期中國的起源、形成與發展過程，並從中得到啟示，鑑往知來。  

中國人種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北平輔仁大學與中西交通史的萌芽

為了解決中國人種的問題，作者張揚舞 這樣論述：

本文以北平輔仁大學為個案，從學術機構之角度，分析史料收藏、時代回應、機構宗旨、人際網絡與典範傳承，如何促成中西交通史的萌芽與形塑？中西交通史大略在1920-30前後逐漸萌芽。然窮本溯源，可上溯至晚清域外史地、西北史地、元史學，與域外東方學之匯流。此專史類門之型塑，背後所體現之研究動能，除史料、方法之傳承外，亦反映在與歐洲文明交會後，知識分子再思對古代中國於世界上之地位。1922年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主張觀察「世界中的中國史」，1924年章太炎在〈救學弊論〉斥當代中國史研究是為外人而作，即反映了此專史之時代特性。1928年張星烺於《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自序中對西與中的編排，明確表示出中西交通

史，所欲回應西力東漸後重思歷史中的中國與世界這個時代提問。張星烺此作，為中西交通史的價值作了說明，也為此專史日後之研究，奠下重要的史料與方法基礎。輔仁雖非最早開設中西交通史課程之學校，然以下四大原因，使其在中西交通史萌芽歷程中，輔仁佔有重要關鍵。其一，陳垣長年擔任輔仁大學校長，張星烺擔任輔仁史學系主任，兩學人在中西交通史方面有重大貢獻，以此兩人外擴的人際網絡構成一中西交通史學術共和國。其二，輔仁因為是教會大學，教師來源相較北大、清華等校較不拘一格，且因為外國教會背景，長年有不同國籍學者任教其中，並參與相關學術活動，特別能顯現出其跨國性學術共和國特徵。其三，輔仁雖為一天主教會設立之教會大學，然主

持者為中國人，且以國學研究作為創校之基礎，別具溝通天主教、西方科學與中國文化之意涵。中國基督教史本身即為中西交通的重要論題，輔仁在此方面有重大貢獻。例如陳垣對元代也里可溫之考據，即出自輔仁大學前身輔仁社的社課活動。其四，輔仁創校者與師生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具有承先啟後之特性。英華、馬良與陳垣、張星烺，上承晚清西北史地與天主教中國傳教史之史料與人際；張星烺、方豪又下啟中西交通史之研究典範。若以史學類門建構而言，輔仁大學在中西交通史研究萌芽中，實為重要之環節。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第二章〈中西交通史論題與萌芽背景〉，自晚清元史補證、西北史地與域外史地著手，說明西北、域外這些討論中西交通史的基本材料，何

以逐漸開始受到晚清士人如魏源(1794-1857)、徐繼畬(1795-1813)、姚瑩(1795-1873)等注意，並著重於探討史家與史家間的材料承接及其人際網絡。進而討論域外東方學下漢學研究的「審邊塞」傳統，由十六世紀開始之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乃至十九世紀以來的歐美、日本學院漢學家如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伯希和、白鳥庫吉(1865-1942)，何以著重傳統士人所不在意的邊塞、族群、外來宗教問題，並梳理域外漢學家與晚清士人的交流中，如何逐漸將這項傳統

，傳輸晚清士人與民國學者。第三章〈輔仁創校、課程與中西交通史研究傳統〉，探討輔仁大學的設立背景，自英華、馬良籌辦輔仁社談起，並整理二人之教會背景、政界背景，說明二人投入基督宗教高等教育與明清天主教研究的各項原因，揭出史料優勢與中西交通使命，乃輔仁自創校即著重於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背景因素。續論陳垣、張星烺二人的治學歷程與學術貢獻，說明二人如何為輔仁立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典範，以及陳垣接掌輔仁大學，如何透過其人際網絡羅致師資團隊，建立中西交通史課程。第四章〈輔仁對中西交通史產生之影響〉，對輔仁三大學術刊物《輔仁學誌》、《輔仁英文學誌》(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

ty of Peking)、《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刊載之中西交通史論題發展進行分析，並討論專書出版與後期教師研究成果，證明輔仁已然何成為一跨學校、跨國界之中西交通史學術共和國。北平輔仁大學由於其創校背景與史學系執行者陳垣、張星烺之傳統奠定、學術共和國創建與葉德祿、方豪的典範傳承，為促成此中西交通史萌芽之重要關鍵。輔仁或不足以呈現中西交通史萌芽之全貌，惟在此領域之發展過程中，確然舉足輕重，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跟著自己的興趣走

為了解決中國人種的問題，作者胡適 這樣論述：

　　目前很多學生選擇科系時，從師長的眼光看，都不免帶有短見，傾向於功利主義方面。天份比較高的都跑到醫、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實用方面，而又不選擇基本科學，譬如學醫的，內科、外科、產科、婦科，有很多人選，而基本科學譬如生物、化學、病理學，很少青年人去選讀，這使我感到今日的青年不免短視，帶著近視眼鏡去看自己的前途與將來。 　　 　　我今天頭一項要講的，就是根據我們老一輩的對選科系的經驗，貢獻給各位。我先講一段故事： 　　 　　記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費出洋，我的哥哥特地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為我送行，臨行時對我說，我們家早已破壞中落了；你出國要學些有用之學，幫助復興家業，重振門楣。他要我學開礦或造鐵路，因

為這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萬不要學些沒用文學、哲學之類沒飯吃的東西。我說好的，船就要開了，那時和我一起去美國的留學生共有七十人，分別進入各大學。 　　 　　在船上我就想，開礦沒興趣，造鐵路也不感興趣，於是只好採取調和折衷的辦法，要學有用之學。 　　 　　當時康乃爾大學有全美國最好的農學院，於是就決定進去學「科學的農學」，也許對國家社會有點貢獻吧！ 　　 　　那時進康大的原因有二：(一)康大有當時最好的農學院，且不收學費，而每個月又可獲得八十元的津貼；我剛才說過，我家破了產，母親待養，那時我還沒結婚，一切從命，所以可將部分的錢拿回養家。(二)我國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農民，將來學會了科學的農業，也許

可以有益於國家。 　　 　　入校後頭一星期，就突然接到農場實習部的信，叫我去報到。那時教授便問我：「你有什麼農場經驗？」我答：「沒有。」、「難道一點都沒有嗎？」、「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農夫。」教授說：「這與你不相干。」我又說：「就是因為沒有，才要學呀！」後來他又問：「你洗過馬沒有？」我說：「沒有。」我就告訴他中國人種田是不用馬的。 　　 　　於是，老師就先教我洗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問我會套車嗎？我說也不會，於是他又教我套車，老師套一邊，我套一邊。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著就到農場做選種的實習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繼續的忍耐下去。 　　 　　農復會的沈宗瀚先生寫一本《克難苦

學記》，要我和他做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長的序。我們那時學農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過腳下過田，是唯一確實有農場經驗的人。 　　 　　學了一年，成績還不錯，功課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選兩個學分，於是我選種果學，即種蘋果學。分上午講課與下午實習。 　　 　　上課倒沒有什麼，還甚感興趣。下午實驗，走入實習室；桌上有各色各樣的蘋果三十個，顏色有紅的、黃的、青的……形狀有圓的、長的、橢圓的、四方的……要照著一本手冊上的標準，去定每一蘋果的學名，蒂有多長？花是什麼顏色？肉是甜是酸？是軟是硬？弄了兩個小時。 　　 　　弄了半個小時一個都弄不了，滿頭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頭一看，呀！不

對頭，那些美國同學都做完跑光了，把蘋果拿回去吃了。他們不需剖開，因為他們比較熟悉，查查冊子後面的普通名詞就可以定學名，在他們是很簡單。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錯的。 　　 　　回去就自己問自己學這個有什麼用？要是靠當時的活力與記性，用上一個晚上來強記，四百多個名字都可記下來應付考試。但試想有什麼用呢？那些蘋果在我國煙台也沒有，青島也沒有，安徽也沒有…… 　　 　　我認為科學的農學無用了，於是決定改行，那時正是民國元年，國內正在革命的時候，也許學別的東西更有好處。 　　 　　那麼，轉系要以什麼為標準呢？依自己的興趣呢？還是看社會的需求？我年輕時候《留學日記》有一首詩，現在我也背不出來了。我選課

用什麼做標準？聽哥哥的話？看國家的需要？還是憑自己？只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我」，一個是「社會」，看看社會需要什麼？國家需要什麼？中國現代需要什麼？ 　　 　　這個標準―—社會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現在可以說三千六百行，從諾貝爾得獎人到修理馬桶的，社會都需要，所以社會的標準並不重要。 　　 　　因此，在定主意的時候便要依著自我的興趣了；即性知所近，力之所能―—我的興趣在什麼地方？與我性質相近的又是什麼？問我能做什麼？對什麼感興趣？我便照著這個標準轉到文學院了。 　　 　　但又有一個困難，文科要繳費，而從康大中途退出，要賠出以前兩年的學費，我也顧不得這些。經過四位朋友的幫忙，由八十元減到三十五

元，終於達成願望。 　　 　　在文學院以哲學為主，英國文學、經濟、政治學之門為副。後又以哲學為主，經濟理論、英國文學為副科。到哥倫比亞大學後，仍以哲學為主，以政治理論、英國文學為副。 　　 　　我現在六十八歲了，人家問我學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麼，我對文學也感興趣，白話文方面也曾經有過一點小貢獻。在北大，我曾做過哲學系主任、外國文學系主任、英國文學系主任。中國文學系也做過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學院六個學系中，五系全做過主任。 　　 　　現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麼，我剛才講過，現在的青年太傾向於現實了，不憑「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選課。 　　 　　譬如一位有做詩天才的人，不進中文系學做詩，而

偏要去醫學院學外科，那麼文學院便失去了一個一流的詩人，而國內卻添了一個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飯桶外科醫生。這是國家的損失，也是你們自己的損失。 　　 　　在一個頭等且第一流的大學，當初日本籌劃帝大的時候，真是計劃遠大、規模宏偉；單就醫學院就比當初日本總督府還要大。科學的書籍都是第一號編起。基礎良好，我們接收已有十餘年了，總算沒有辜負當初的計劃。 　　 　　今日台大可說是台灣唯一最完善的大學，各位不要有成見，帶著近視眼鏡來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將來。聽說入學考試時有七十二個志願可填，這樣七十二變，變到最後不知變成了什麼。 　　 　　當初所填的志願，不要當做最後的決定，只當做暫時的方向。要在大學一、二

年的時候，東摸摸、西摸摸的瞎摸。不要有短視，十八、九歲的青年仍沒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前途、職業。進大學後第一年到處去摸、去看、探險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學。 　　 　　如在中學時候的數學不好，現在我偏要去學，中學時不感興趣，也許是老師不好。現在去聽聽最好的教授的講課，也許會提起你的興趣。好的先生會指導你走上一個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於第三年還來得及，只要依著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法，這是清代大儒章學誠的話。 　　 　　現在我再說一個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學的開山大師―—伽利略(Galileo)，他是義大利人，父親是一個有名的數學家，他的父親叫他不要學他這一行，學這一行是沒飯吃的，

要他學醫，他奉命而去。 　　 　　當時義大利正是文藝復興的時候，他到大學以後曾被教授和同學捧譽為「天才的畫家」，他也很得意。父親要他學醫，他卻發現了美術的天才。 　　 　　他讀書的佛羅倫斯地方是一工業區，當地的工業界首領希望在這大學多造就些科學人才，鼓勵學生研究幾何，於是在這大學裡特為官兒們開設了幾何學一科，聘請一位叫李奇氏(Ricci)當教授。 　　 　　有一天，他打從那個地方過，偶然的定腳在聽講。有的官兒們在打瞌睡，而這位年輕的伽利略卻是非常感興趣，於是不斷地一直繼續聽下去。趣味橫生了，便改學數學。 　　 　　由於濃厚的興趣與天才，就決心去東摸摸、西摸摸，待摸出一條興趣之路，創造了新的天文

學、新的物理學，終於成為一位近代科學的開山大師。 　　 　　大學生選擇學科就是選擇職業。我現在六十八歲了，我也不知道所學的是什麼？希望各位不要學我這樣老不成器的人。 　　 　　勿以七十二志願中所填的一願就定了終身，還沒有的，就是大學二、三年也還沒定。各位在此完備的大學哩，得有這麼多好的教授人才來指導，應趁此機會加以利用才是。 　　 　　社會上需要什麼，不要管它。家裡的爸爸、媽媽、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師、做醫生，你也不要管他們；不要聽他們的話，只要跟著自己的興趣走。 　　 　　想起當初我哥哥要我學開礦、造鐵路。我也沒聽他的話，自己變來變去成一個老不成器的人。後來我哥哥也沒說什麼，只管我自己，別

人不要管他。 　　 　　依著「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學下去，其未來對國家的貢獻，也許比現在盲目所選的，或被動選擇的學科會大得多，將來前途也是無可限量的。 　　 本書特色 　　依著「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學下去，是要跟著自己的興趣走，還是照著別人的期望走？ 作者簡介 胡適(1891.12.17〜1962.2.24) 　　原名嗣穈，行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鐵兒等，安徽績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

入的研究。

近代中國社會的印度想像（1895-1949）

為了解決中國人種的問題，作者陳建維 這樣論述：

本文從清末民初社會上包含知識界、大眾媒體、官方宣傳、教育及物質文化各種層面著手，探討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認識與理解印度。本文共有下列四項發現：一、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引述曾為西天佛土的印度最終亡國為例，增強宗教救國論述的討論模式，修正柯瑞佳（Rebecca E. Karl）認為因中印被異族統治的經驗相當，方使知識分子引述印度亡國之事，利於倡導中國民眾致力救國等觀點。二、 筆者利用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演講與電文紀錄內容，揭示印度經由主辦兩屆泛亞會議（Inter-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挑戰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新秩序的過程，並依此審視並修正過往

歐美學界對於該會議多視為戰後亞洲由殖民經濟轉向自身發展，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聯盟崛起之前導活動等觀點。三、 找出官方教科書裡對於印度的偏見，瞭解知識分子透過最具效率的形式將偏見散播給社會大眾的企圖。經由知識分子的遊記中對於印度的記述，看見其在殖民統治下的現代化榮景，乃至於透過「帝國之眼」構築黑暗不文的樣貌，呈現作為論述客體的印度隨著中國需求而產生變異性的現象。四、 從近代漫畫等圖像媒體中，發現甘地（Mohandas Gandhi）的形象從正氣凜然的救國英雄，成為接續印度阿三之後，逗趣、怪奇等特質的印度代言人，修正過往一成不變的刻板印象，呈現多元的豐富意涵。透過報紙裡來自印度的眼科、咖哩及戒烟藥

等廣告內容，顯示印度商品與服務雖然成功進入消費市場，但仍受偏見影響，難以洗刷詐騙污名，甚至借咖哩一詞以象徵性服務等負面意象，呈現中國社會對於印度的偏見及其影響。經由教育體制將印度塑造成迷信野蠻的落後形象，在報章媒體上挑選由印度阿三等中國熟悉的人事物，打造滑稽詼諧的獵奇世界，忽視印度接受殖民統治後所發展的現代性，中國知識分子在甲午戰後，傳統儒家天下觀瀕臨瓦解之際，選擇印度扮演關鍵性的催化角色來形塑新的國族主義與集體認同，並以中國為中心，建構亞洲新秩序。最後，歐美的印度想像多從帝國主義與殖民的互動關係著眼，相較於此，中國的印度觀因為有底層社會的參與互動及宗教因素的影響下，而有更多更豐富的想像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