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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重慶地區的紡織工人之研究

為了解決三重區公所兵役課的問題，作者劉明憲 這樣論述：

民國以來，每當國家面臨存亡之際的危難時刻，勞工時常挺身而出，在關鍵時刻扮演重要角色。不論是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或省港大罷工，甚至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的工人們都用不同方式來支援國家的救亡運動，或以罷工，或以抵制外貨，或以敵後破壞，或以增產報國，終於使得國家社會一次又一次度過危機，轉危為安。工人雖然位處社會下層，但在這一連串的愛國運動中，他們都將內心蘊積且濃烈的民族主義及反帝國主義侵略的特性表露無遺。 這樣的發展趨勢，不但因此讓工人運動染上濃厚的國家與政治色彩，同時也使執政者與大多數研究者的目光習慣聚焦於工人的民族主義問題上，反倒模糊或扭曲了工人運動的本質，甚至忽略了背負民

族主義神聖光環的工人真實的生活面，以及他們在光環褪色後的悲慘處境。有一些左派學者或政黨，則是把焦點集中在揭露工人備受帝國主義國家與民族資本家剝削的黑暗面，用以證明其反帝與反封建的意識型態。於是，這兩派人馬不約而同地都在強化工運的政治取向，並順勢將工人運動導向政治動員方面發展。平心而論，過於泛政治化的研究常會誤導對歷史真相的釐清，因此對於戰時工人或工運的研究，筆者主張除了探索戰爭的複雜背景及其衝擊所在，重要的課題是回歸到研究主體的本身。 對日戰爭的性質屬於總體戰，但並非所有階層皆被政府視為動員對象，工人尤其是技術工人，則因攸關工業實力的強弱，是政府極力爭取的重要對象。自抗戰爆

發後，中華民國面臨的是國家生死存亡的嚴峻挑戰，不但東北盡失，大半華中與華南之經濟命脈區域又在日軍凌厲的攻勢下先後淪喪，國民政府被迫遷都到重慶。所幸在淞滬戰役匆忙撤遷之際，部份重大工業與大批工人突破種種困難遷移到戰時首都及西南大後方復業，成為支撐政府長期抗戰的重要生產支柱。此刻，工人再度扮演的是一種關鍵力量。也因此，國共兩黨又一如往常地將工人導向政治層面來運作，在爭取工人上展開激烈角力，迫使工人處與空前政治對立的環境下。就國民政府或國民黨而言，為了安定後方的生產力量，不僅再次激化工人的民族意識，將之轉化成最大的生產力及動員力量，乃抗戰成敗之重要關鍵，也是政府施政刻不容緩的急務。反觀中共，即使是在

新四軍事件與官方關係惡化的情境下，始終力圖在國民黨嚴密的壓制下動員工人，並積極滲入工人組織來發展自我實力，將發展工運作為重要目標。 當各方都把運動工人的焦點置於偏頗的政治動作時，實在難以掌握工人與工運的全貌。因為工人對現實生活與流動問題的感受，才是主導他們選擇政治導向的基本考慮所在。對於社會地位不高甚至文盲居多的工人來說，生活中的民生問題，才是生命的全部，政治只是一小部分。況且，工人的生活與流動問題若不設法解決，既影響工業發展和生產力，更深刻影響政治角力的成敗。民族主義與反帝等愛國思想，或許可以短暫地激發工人的熱情，但熱情仍需物質環境支應，如果達不到一定程度的生活水準，甚至

連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任何政治運作都將徒勞無功，而且勢必扭曲工人運動的本質。基於以上前提，本論文試圖從戰時的第三大工業－「紡織工業」著手，藉由重慶工人生活史的重建，深入剖析紡織工人生活的各種面相，並呈現工業內遷下紡織業的發展及其困境，同時進一步討論流動與跳廠等議題對於政治與社會變遷的影響。當然，本論文也試圖從工人的角度切入，重新審視國共兩黨在戰時的紛擾鬥爭，試圖給予客觀的歷史定位。 本論文共分為七大部分。緒論部分說明研究動機、範圍、方法與預期成果，並評介相關研究。第一章首先針對戰前與戰時重慶地區的紡織工業與工人概況，作背景介紹。第二章討論工人伴隨工業移動時所衍生的流動問題

，主要探究其現象、原因，以及政府與企業的防治之道。第三章描述戰爭動員下，紡織工人的衣著、飲食、居住、教育及娛樂等生活日益困窘的情景，並指出在「戰爭優先」的最高指導原則下，日常生活已逐步軍事化、團體化。第四章敘述戰爭下紡織工人的空襲應變、醫療及治安與管理三大生活問題。第五章探討紡織工人的政治生活，主要探討國共兩黨的勞工政策及其在工人團體中的組織，與紡織工人所屬的工會組織與活動及其間的政治抗爭，同時點出「有無對工人切身問題付出關懷」乃國共在工人團體角力的關鍵。最後的結論部分則是將前述各章加以綜合歸納，指出政府、廠家、工人、共產黨實為工人運動到運動工人的推手，並進而推衍戰後國共在經濟上的新戰場。